《读通鉴论》_精选读后感1200字

未济散人｜《读通鉴论·卷一·秦二世》
船山先生在秦二世一节主要对比分析了以法治国与以道治国之间的优劣。
纵观中国的儒家和法家，二者既有对立又有互补，因此衍生出了国家的两条治理路径——人治与法治，在封建王朝想实现“善治”无不是两者有机适度结合，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不可偏废。故王夫之言，“任法，则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则天下逸而人主劳。无一切之术以自恣睢，虽非求治之主，不能高居洸瀁于万民之上，固矣。”
人治强调以德治国，注重明君贤臣的强大感召力，讲究仁义、仁政，“以孝治天下”，类似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讲的克里斯玛权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古代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了国家税收的大部分，该经济结构决定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生产结构，型塑了宗法结构，由此确立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国秩序，被儒家认为是天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此乃天道也。但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一旦君主不圣明，官僚不贤能，就难以实现“善治”，难以实现“尧舜之道”，无法律的制约就会导致权力的任意妄为。因此，以道治国是一种追求上限而无下限制约的治国理念，弹性较大，把握得好则盛世现，把握不好则治乱出，具有根本性缺陷。
法治强调以法治国，古代的法治不同今天的法治，不同于马克斯·韦伯讲的法理权威。法家认为法是根据治理的需要而制定的绳下的工具，根本上还是君主意志的集中体现，法是君主的从属物，是治理国家的利器。因此，古之法在君权之下，今之法在君权之上，此乃根本之别。这样就在君臣父子的天然秩序下形成了一个管理链条，君以法治臣，臣以法治吏，吏以法治民。然而，事在人为，权力的实施没有准绳，权力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同的官吏、不同的目的造成不同的结果，美国斯坦福大学管理学教授马奇将之称为人的“有限理性”，组织的行为和目的之间常常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这样进而造成了由下自上信息的不对称，由上自下决策产生偏差，在这个封闭系统中皇权和官僚系统以及胥吏系统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对抗，我们在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可以窥其全貌。在这种状况下，君主往往会制定更多法定加强“面南之术”，“法愈繁密”，越成为官吏牟利徇私的工具，民怨愈盛，成了恶性循环。王夫之精准指出了法治的这一弊病，“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涂饰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权，倒持于掾史。”毛泽东同志也指出，“治国先治吏”，可谓一针见血。针对这一问题，王夫之开出的药方是“立法贵简”，“宽斯严，简斯定”，主张立法从简，根本要以在于“法定于一王，而狱吏无能移也。”既要圣君的仁德，又要法令的施行，强调以道治国为主，以法治国为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觉醒，但仍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难以祛除本身的阶级烙印，根治不了封建王朝“治乱循环”的死穴，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