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_读后感2000字

应该是了解日本的必读书籍之一了。
菊，代表着日本天皇的族徽，是高贵美丽的象征；刀，代表着日本武士文化，是武力和权威的象征。在世界的其他民族性当中，很难同时存在两种极端因素，并使之成为基本的民族精神。
日本从不认为精神与肉体势不两立，“悟者”入圣是因为他们的自我修行和生活简朴，而不在于破衣烂衫、弃绝声色。日本的圣者可以吟诗、品茶、观花赏月，消遣度日，禅宗甚至叫信徒们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
他们把入定也当做是训练专注的方法，而不把它称作“入定”。其他国家的神秘主义者认为入定时，五官会处于静止状态，禅宗信徒却说入定能让“六官”极度敏感敏锐。
第六官存在于人的内心，修行之后就可以支配五官，但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和听觉在入定时也能得到特殊的训练。禅宗的修行之一就是要能辨别无声的脚步，并根据它确定位置，或者在入定时也能分辨出香味。嗅、视、听、触、尝都“有助于第六官”，人要在入定中学会“诸官皆敏”。
禅宗的教义十分明确：“禅所求者，唯在己身可求之光明，不容任何阻碍。除尔途中一切孽障，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剿圣。唯此一途，可以得救。”
诚然，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大范围辐射东亚及东南亚诸国，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我们至今仍可以在日本的大街小巷看到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
然而，日本民族精神的内质并非是中国文化的分流，它的确吸收了中国儒学传统中某些伦理因素，如忠义，孝道，谦恭，家族礼仪，尊卑秩序等，具有明显的东方文明中温文尔雅的情致，他们也引入了中国道家含蓄隐逸的文化精神，具备感悟生命的敏感力和洞察力，拥有感受宇宙万物细微变化的超强审美能力。
故而日本的文学、美术、音乐、饮食、生活细节等都带有一种细腻精巧、浪漫缠绵、忧郁伤感的古典情调，都有一种超脱世俗的静谧的美感。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又是地道的海洋国家，有着类似于西方传统的冒险挑战精神，他们崇尚武力，热情洋溢，激动好斗，骨子里带有天然的侵略性，如同古希腊勇士酷爱以武力征服世界。
日本人具有强烈的复仇心和毁灭情结，他们的民族性格善于吹毛求疵，面对无法完成的复仇目标，他们倾向于毁灭自己，以保证尊严和荣誉不被践踏。这种思想和行为被日本人赞誉为武士道精神，其间所包含的残忍手段和暴力心理符合日本民族的崇高理想，在很多情况下都被鼓励而非被谴责。
这是一个充满性格矛盾的民族，鲁思在研究日本民族特征时，将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这不同于中国的“乐感文化”，也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罪感文化”。“乐感文化”源于中国传统儒、道、释、骚文化的融合，而“罪感文化”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和基督救赎的命题。
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显然与宗教无关，也与伦理传承无关。那是一种特有的自尊膨胀而又受到压抑的情感，这与日本岛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土面积有关，也与日本民族自视甚高的文化情绪有关，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露得淋漓尽致。日本试图使用武力令世界臣服，同时再用独特的“卓绝文化”感染全人类，建立大和民族梦想中的共荣世界。
真正的耻感文化是依靠外部约束来行善的，真正的罪感文化则是靠内心的知罪行善的。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不管是因为他当众被嘲笑、排斥，或者是他觉得自己被嘲笑，如果有外人在场，或至少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羞耻感对他就有约束力。
罪恶感则不是这样。有的国家所谓的名誉就是要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过自己的日子，即使没人发现他们的恶行，他们自己也会有罪恶感，并且确实可以通过忏悔来解脱自己。
像当时希德林将军说的：“我们占领日本再利用日本政府是很有好处的，如果不能利用日本政府，我们就要建立一个直接管辖日本七千万人口的管理体系，而他们的语言、习惯、态度与我们都截然不同，而利用日本政府的话，我们就可以节省大量时间、人力和物力。也就是说，我们是让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我们只负责提供指导意见就可以了。”
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能命令日本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这种方法在任何一个被统治的国家中都没有获得成功的先例。对一个具有不同习惯和观念的国家，任何外国都不能强迫他们按照自己的模式去生活。就算制定法律，也不能勉强日本人承认选举出来的人的权威，也不能让他们抛弃等级制中的“各得其所”。
日本人变革社会的第一步就应该承认侵略战争是个“错误”，是一次失败。如果他们希望重新获得和平国家的尊重，就必须实现世界和平。如果俄国和美国若干年以后想扩充军备，想要进攻，日本就会利用军事知识参与这场战争。但是，就算这一点是事实，也不能否认日本是可能成为和平国家的，因为日本的行动总是视情况而定的。如果可能，日本会在和平世界谋得一席之地。如果不行，他们会再次加入武装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