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_读后感1100字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一个幽灵——一种名叫“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盘桓。
这是一个看上去正值盛世的时代。大清帝国GDP约占世界三分之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
但是，乾隆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盛世繁华的冰山下暗流汹涌。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矛盾加剧。而这些矛盾通过一场“叫魂”闹剧显露无疑，它预示的不仅仅是“一个帝制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衰落”。
这场妖术大恐慌离奇地同时“发生”在王公贵族和农夫平民身上，而“发生”的条件则是因人而异，虽被平行分割成三个不同的版本，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
第一个版本是乾隆的版本。乾隆厌恶妖术，并对其社会影响怀有恐惧。谋反、满清政权的合法性焦虑、汉化、常规化、江南文化的毒化——所有这些都在嘲弄帝王的权力。像叫魂案这样一桩政治罪案件，给了乾隆严饬属下、重申官场规范、强化个人关系的机会，所以叫魂案是君主的问题而非官僚的问题。
第二个版本是官僚的版本。他们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恐慌，制止谣言流传，尽量把事情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官僚极其本身迟缓的工作方式，忙而不动、转移视线、统一步调、常规化等足以一定程度上抵制专权。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但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狂热，作者给予了“谨慎的喝彩”；
第三个版本是大众的版本。在生存竞争高度激烈的中国十八世纪（受困扰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周围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受到隐蔽势力威胁，社会上到处表现出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这种“权力的幻觉”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此外，还让人感兴趣的是孔飞力和黄仁宇的对比。中国历史上一个本来不引人注目的年份，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和1786年（即乾隆三十三年），因为这两本书而有了特别的意义。黄仁宇以“资本主义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发生”为研究中心，探讨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社会中与“现代性”构建不相容的内容；而孔飞力所要追索的，则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同“现代性”相通的地方，“这种被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近代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
读罢此书。黄仁宇关于中国文化与现代性不相容性的许多论述，随着中国等的崛起似乎被“证伪”了，而孔飞力这种对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由内而外的方法则获得了很大的共鸣。但是，中国文化中的负面遗产只要一天不被清醒认识和清理，孔飞力关于中国文化的某些部分为现代性构筑种种条件的论述，也可能被“证伪”——只要时间足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