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四十年：中国企业1978—2018（全三册）》读后感1400字

2019年第五本书《激荡三十年》（1992—2008）

3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是一种无比务实的经验主义价值观的胜利。

30年来，人们曾经激烈争辩的“姓资姓社”问题，如今早已达成共识，一些被视为改革标杆的地方和名词，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及蛇口经验也已失去光彩逼人的先发效应。

1992年邓小平出席十四大，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全党的代表大会上，从此改革总设计师淡出舞台，退到幕后。如果说1978年开启了改革的帷幕，那么1992年则是改革的转折点，这一年，让我们明白，改革不仅仅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候还要卸下包袱，脱下鞋子，轻装上阵。

相比于前15年的草莽英雄，1992年新一轮的机关党政干部10万人下海，则给改革开放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被武大学长陈东升总结为“92派”一代，代表着高学历、体制内精英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改革开放的动力也从思想观念的解放转向制度创新，现代企业管理也替代了草莽江湖。

1992年，朱相从上海进京，日后这位继陈云之后又一位懂经济的官员，奠定了中国未来直到十九大之前的经济路线。

无论是清理三角债，还是清理金融领域体制外活动保证资本体内循环，还是用5年时间解决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还是分税制改革加强中央财政权威，还是双轨汇率并轨主导人民币贬值奠定出口导向型中国经济。朱相以其强硬的手腕勾勒出了中国未来十几年的发展路线。

从改革开放伊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也迈入了一个新台阶。之前15年的放权企业、厂长负责制、经营体制改革，都被证明是无效的，而在全社会社保体系建设滞后的情况下，破除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只会伤害最基本工人阶级。

而这个阶级是最为革命的阶级。

搞活国有企业最终来到了产权明晰，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紧紧抓住涉及国计民生的资源金融领域，放开市场经营范围，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效初显。只是成千上万的国企职工则沦为了牺牲品。

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经济怪圈终于走到了尽头。

集体企业转型也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无论是科龙的潘宁，还是长虹的倪润锋，还是健力宝的李经纬，这些企业家，亦商亦官，他们只是国有企业的管家，但一手做大的企业早已烙下了他们的基因。无论是管理层收购（MBO）还是搞垮国企再行收购，国有资产流失是新左派批判的对象，国有企业改革冰棒理论成了日后纠缠不清的烂账。

这一年，华为和联想的不同抉择，决定了日后两家公司的走向，在最艰难的时候华为也不放弃研发投入，而联想则选择了以市场换取生存，甘愿做代理商。然而事实是，华为证明技工贸而非贸工技才是最终赢家。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冲击亚洲新兴市场的货币，得益于朱相的力挽狂澜，在出口已经乏力的情况下，扩大内需，然而也放出了房地产这头洪水猛兽，日后成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也成了最影响国人心态和价值观的怪物。

索性，错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中国，终于赶上了信息革命，新兴的互联网成为了市场最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不仅改变了人们交流的方式，更催生了无数的新兴中产阶级。

正如晓波所讲，改革开放前30年，涌现了一批企业家。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韧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洁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取一切的手法和编造美丽的谎言。那是个充满一切可能的时代。可我依然希望他早点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