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快与慢》读后感3500字

一．两个自我

读完此书最深刻的印象在于作者所阐述的我们人类对因果性和确定性的迷恋以及由此带来的认知谬误，我们常夸大所见事物的相容性与连贯性，我们追求模式，相信所处的是一个各方面都相互联系的世界，我们满心相信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但其实，这只是系统1带给我们的错觉。系统1非常擅长识别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即使它不存在，并让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比现实的更整洁、更简单、更可预知，然而真相并不是这样。世界是荒谬、偶然、无序的，“我们永远不知道太阳明天是否会升起”，因果论与确定性不过是人类用来建立安全感并为生活赋予意义的工具。

《未来简史》中介绍了罗杰·斯佩里和他的学生加扎尼加为“脑裂”患者（即左右脑连接神经束被切断的人）做的实验，研究团队向左脑（负责语言）展示鸡爪的照片，同时向右脑展示雪景照，接着问患者PS看到了什么，他回答：“鸡爪。”研究人员接着展示了许多图片给PS看，请他指出最符合的内容。患者右手（有左脑控制）指向一只鸡但同时左手指向一只雪铲。研究人员问：“为什么你会同时指了鸡和雪铲？”PS回答：“呃，鸡爪和鸡有关系，而清理鸡舍需要雪铲。”这是怎么回事呢》控制语言的左脑并未接收到雪景这个信息，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左手会指向铲子，结果左脑就自创出一些觉得合理的解释。多次试验后，加扎尼加的结论认为，左脑不仅控制表达能力，也是个内部翻译人员，会用各种片段的线索编译出各种合理的故事，想为我们的生活找出意义。而在《思考，快与慢》中，丹尼尔论证了启动效应及联想激活对人们决策的影响，并指出系统1带给我们的各种印象经常会变成我们的信念，而且是我们做出选择和展开行动的动力源泉，“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这个结论更是让人怀疑人类理性的存在，我们所知的，不过是系统1编造系统2相信了的故事。

而丹尼尔发现的峰终定律更是让人质疑“自我”与理性的存在。峰终定律即指我们对一件事物的记忆仅限于高峰和结尾，事件过程对记忆几乎没有影响。高峰之后，终点出现的越迅速，这件事给我们的印象越深刻。在冰手实验中，受试者宁愿多忍受30秒不必要的痛苦，是因为他们选择的是他们记忆中不那么让人厌恶的实验，这不仅揭示了决策效用和体验效用的差异，更反映出经验自我和记忆自我的矛盾。记忆自我负责将过去的丝丝缕缕编织成一个故事，并未未来制定计划，但它遵从峰终定律，只会用事件的高潮和最终结果来编织故事，记忆自我是专制的，不在乎痛苦持续事件长短而只是把体验平均。这个发现颠覆了传统的自由主义信念，如果人内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自我，那我们做决定时到底听谁的？如果我们的记忆只是在生活的各种疯狂混乱中编织出来的看似合理的故事，那依据记忆自我所做出的决策是否有理性可言？建立在自由主义信念上的现代民主制度又将何去何从？

二．后见之明

丹尼尔从后见之明与叙事谬误的角度同样说明了人类对一致性以及虚幻不确定感的迷恋。叙事谬误是纳西姆·塔勒布在《黑天鹅》中提出的，用来描述有缺憾的往事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世界观和我们对未来的预期的，塔勒布指出，我们人类常会为过去的憾事编造牵强的解释，并信以为真，以此来蒙蔽自己。而后见之明是指当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会立即调整自己的世界观以适应这种意外，而人类大脑的常规局限使它没有足够的能力重构过去的知识结构或信念。一旦接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我们就会丧失很大一部分回忆能力，无法回忆起自己观点改变之前的那些想法。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从出生到死亡有一个完整的一致的自我，但其实真相是持不同意见的那些声音已经被消灭。

费斯科霍夫在尼克松访华前让受试者对此行可能出现的15种结果进行评估，访问结束后让这些人回想他们对15个可能出现的结果的预测。结果很明显。如果一件事情发生了，人们会夸大自己此前做出的预测的可能性，如果可能的事件未发生，受试者就会错误地回忆说自己当初一直都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无法重构过去的想法，这会让我们不可避免地低估自己受往事影响的程度。事后诸葛亮们或许不只是出于自我吹捧与夸耀，还有后见之明导致的无法真正回想起自己当初看法的原因。系统1的意义构建系统让我们认为这个世界现实中的更整洁、更简单、更可预知，并更有逻辑性，我们太需要这种虚幻的确定感，需要知道自己的行动会有恰当的结果，自己的付出会有回报，毕竟，一个荒谬无序、杂乱、随机性强的世界，一个盲目而没有目的的宇宙，未免太过灰暗和让人绝望。我们人类是需要意义来生存的生物，需要知道自己的行动会产生恰当的结果，需要自己的价值得到肯定自己的付出得到回报，我们不能忍受“演员与布景的分离”，不能忍受自己不过是宇宙背景下无足轻重的沧海一粟，人文主义把神赶下信仰的神坛，却把人类自己放了上去。

三.典型性与判断

看英美剧最喜欢的一句话便是”Don’t label me!”.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给人群和事物下标签，我们躲在给自己贴的“宅”“懒癌”的标签来逃避自责与自我改变，也通过贴标签来判断他人，来降低理解复杂世界的工作量，这就是利用典型性做判断的一种体现。

受典型性启发的预测有可能是对的，但它也造成误导，使人忽视基础比率、找错预测方向。丹尼尔说典型性的两宗罪是过于喜爱预测不可能发生（低于基础比率）的事件并且对证据的质量不够敏感。在地铁上看到有人读纽约时报，比起她没有大学文凭，我们更愿意相信她有博士学位。这是由于对纽约时报的读者群体的认知导致的，但实际上，地铁上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比有博士学位的人要多得多，这便是典型性导致的偏见。

丹尼尔设计的最受争议也是最成功的典型性实验是琳达实验。研究人员对琳达的描述中说道她对歧视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较为关心，随后在对琳达可能的情况进行排序时，即使是斯坦福大学决策科学的博士也有85%的人认为琳达是“积极参加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比“银行出纳”的可能性大。但其实，前者包含于后者之中，很明显后者的概率更大。但我们想更加详细地描述一件事情时，往往会降低其概率。最具典型性的结果和特性描述结合在一起就会生成最有条理得信息。而这些最有条理得信息却不一定是可能性最大的，但它们“貌似正确”，稍有疏忽，我们就会把最有条理、貌似正确、可能性最大弄混淆。《魔球》一书就说到了利用典型性预测的低效性。职业棒球球探在预测某个选手是否成功时，他们大体上看的是球员的体格和相貌。而奥克兰“运动家棒球队”的经理比利· 比恩通过选手过去表现的统计数据来挑选球员，很快就以低成本达成了最佳效果。

但即使人们认识到基础比率的重要性，他们也不会从基础比率信息中得到与他们的观点相冲突的推论。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 尼斯贝特做的著名的“帮助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学生们知道15个人里只有4个人会出去帮助发病者，但在看视频时还是觉得视频中的人会出去帮助他。他们知道帮助实验中人群会谈话每个人得责任感，但“默默地把自己以及自己的熟人排除在外”。但如果先告诉受试者他们所看的视频中的两个人没有出去帮助发病者，他们会感到惊讶而最后预测的基础比率十分精确。尼斯贝特总结结论为：“这些受试者不愿意从普遍现象中推导出特殊性，这一点与他们愿意从特殊现象中归纳出普遍性如出一辙”。

这或许揭示了网上的热心键盘侠与路边的冷漠围观群众的差异，我们以为自己是不同的，以为自己不会受“群众效应”的影响，以为自己古道热肠侠肝义胆，但到了老人倒地的时候，都会想着可能有别人来帮助他，都会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默默围观。我们当然相信正义，相信这是一个充满着爱的世界，但主持正义传播大爱这种事情，我们更愿意把它扔给别人来做。我们笑嘻嘻地传播着“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不努力一定很轻松”这样的毒鸡汤段子，却从不认为自己会是努力后失败的那一员。我们嘴上挂着“生死无常韶华易逝”，可除非死亡真的临近，谁也不会真地把它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