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

    　　在北大只要一提起季老，所有人都会知道是季羡林先生。季老不仅在北大人人皆知，就是在国内的知识界、文化界、舆论界，只要说起季老的大名，几乎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和季老同时代的老一辈学者中，虽然不乏一批大师级人物，但能够有季老这样的知名度，得到季老这种政治礼遇的，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

    　　季老有这么大的名气，首先应该和他的资历、背景有关。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北大集中了全国人文社科界最多的著名学者，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评定的北大一级教授中，季老是最年轻的一位。其他人大都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先后去世，1997年陈岱孙先生去世后，北大的老一级教授就只有季老一人了，全国范围内有这种资历的学者也属凤毛麟角；其次，许多大学者一辈子从事的都是高深的学问，普通人自然不懂，无从了解。季老的专业研究如梵文、巴利文虽然没多少人懂，吐火罗文更是全世界也没几个人能懂的文字，但季老又善于写散文，很多人读过他的散文作品。他还写过《牛棚杂忆》、《留德十年》这样颇有些影响的书，一般人都可以通过这些文字了解季老；再有，季老受到的政治礼遇极高，他去世前几年住在301医院，温家宝总理几乎每年都去探望，前后去了五次；还有季老的家事，如他和儿子的关系，关于他遗产的纠纷等等，多次成为舆论的热点，无形中也使得季老名气大增。

    　　我是1981年考入北大的，那时候北大的前辈学者还有不少，季老只是其中之一。印象中我也听到过季老的一些逸闻趣事，例如说有新生看到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以为是学校的老工友，就委托他照看一下行李，开学典礼上才知道他是时任副校长的季老。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到校党委当秘书，季老那时已不担任副校长了，我也极少能看见他，但我经常会在办公楼看到李玉洁女士，听人说她是季老的秘书。我心里还有些不解，当时王力、冯友兰这些老学者还在，但没听说他们有专职的秘书，另外我以为秘书应该是像我这样年轻的，而李玉洁看起来差不多是退休年龄了，因此对季老的特别之处留下了一些印象。不过在我参加工作的头些年里，一直没有和季老有直接的接触，也不知道多少关于他的事情。

    　　大约在199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我早晨上班时经常会在图书馆北边的路口遇到季老，后来看到有报道说季老为了写书，每天都要去图书馆查资料。我不记得季老的夫人是哪一年去世的，就在我时常遇到季老的那段时间里，有一天早上似乎天气不好，好像还点下了点雪，但我仍然在路上遇到了季老。我记得那天到办公室后，听同事说季老的夫人去世了。我当时很有些纳闷，为什么季老在夫人刚刚去世时还照常外出呢？后来也看到有报道以敬佩的口气说季老一心扑在研究上，夫人去世时仍然坚持工作。我是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了解了一些季老的家庭背景，特别是季老去世后看到他儿子季承的说法，才算解开了当年的疑惑。

    　　我直接和季老的接触大约只有两三次。1998年是北大建校100周年，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最高领导人忽然对北大的百年校庆异常热心起来，先是于4月29日来北大“暖寿”，又于5月4日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我私下里曾有一种看法，当时朱镕基刚刚出任总理，又是要闯“地雷阵”、“万丈深渊”，又是要“准备一百口棺材”，一时风头正盛。最高领导人有意为北大造势，是否还有更深层的考虑？毕竟朱镕基和最高领导层的几位清华校友都颇为引人瞩目。当然我只是妄加猜测，不过有人以朱镕基出席校庆大会看起来似乎不愉快，对我的看法表示了一定认可。

    　　“暖寿”当天在勺园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由北大老中青三代教师和学生代表参加。以季老的资历和名望，自然要躬逢其盛。有关这次座谈会的报道说最高领导人一见季老，即说了“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三生有幸”的客气话，足见季老的分量之重、名望之高。季老当然要在会上重点发言，不过我听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人说，季老那天的发言比较一般。我后来专门查了一下有关报道，季老大概说了两个意思：一是人才培养要注意文理并重，二是要采取措施避免人才流失。季老是座谈会上辈分最高的“一老”，其发言确实未见出彩之处；反倒是参加座谈会的“一小”——法律系女生李岭的发言令我印象深刻。她将北大学生的状态概括为三句话：学习上勤奋努力，生活上丰富多彩，政治上积极上进。并表示爱祖国、爱北大，是我们的口号。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北大的命运联在一起，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实在是佩服这位小女生对北大当局和最高领导人意图的把握能力，果然她发言结束后，“江泽民同志带头鼓掌”。

    　　最高领导人亲临北大是一件大事，按照惯例要马上报送北大师生的反映，上面也迫不及待地开始催问了。我当时在党委研究室工作，和几位同事分头收集各方面的反映，季老的看法自然是首先需要了解的。当天晚上我打电话到季老家，记得是李玉洁接的电话，她听明白意思后说季老已经睡下了，不便再让他起来。当时在场的领导们也只好作罢。但过了不长时间，季老的电话就打回来了，季老还没有睡着，询问了来电情况后亲自回了电话。我做记录时感觉季老很激动，他说这是历史上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到北大，意义十分重大，其他的话我记不起来了，基本上都是这类意思。通话过程中季老激动、兴奋之情始终溢于言表。

    　　我还有一次和季老直接接触是在1999年底。当时我的大学同学曾楚风在湖北主编《今日名流》杂志，因为马上要进入21世纪了，他们想请一些名人发表对新世纪的看法、展望。季老是北大辈分、名望最高的学者，于是找到我希望能请季老谈一谈。我和李玉洁联系后征得季老同意，于是陪杂志社的几个人到朗润园季老家中拜访。我是第一次进季老家，看到季老家里的摆设十分简朴，家具都比较老旧。季老应该是刚吃过午饭，桌子上还摆着一些没吃完的白菜豆腐之类的家常饭菜。我们还未坐定，就在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上看到电影明星许晴的照片，季老爱猫是很有名的，照片一看就是许晴抱着季老的猫拍的。我们都有些好奇，我感觉季老似乎也在等着我们询问，果然曾楚风刚一开口，季老马上就用十分愉悦的口气说：噢，那是许晴。进一步解释说是他的学生刘波正在和许晴恋爱，是刘波和许晴来家里时拍的。

    　　刘波其人此前我见过，但不知道他正在和许晴恋爱，只知道他是诚成文化公司的董事长，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可能也受过季老的指教，所以对外说他是季老的学生。刘波曾策划出版过一套影响不小、售价很高的《传世藏书》，并请季老任主编，不过季老自己说他那个主编是“挂名的”。刘波还出资200万美元设立了以季羡林为名的研究基金，我参加了在友谊宾馆举行基金成立仪式。经季老解释后我们才明白了，一位是才子、富商，一位是当红女明星，更有一位名满天下的前辈学者，他们之间的交往对任何一方而言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季老当然也可以为女明星的崇拜而感到几分自得。至于听说刘波和许晴分手，破了产并跑到国外，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但是当问及季老对21世纪的看法和展望时，我却不禁有些失望。作为一位享有盛誉的大学者，又是一位饱经风霜、年近九旬的世纪老人，我以为季老理应对新世纪谈出一些深邃、独到的见解。但季老似乎没有多少想说的话，经曾楚风他们一再恳请，也只是简单地谈了一点看法。或许是这些看法太平常了，我已经想不起来季老都说了些什么，总之感觉是像我这样学识、阅历都非常浅的人也能认识到的。后来我从季老的文章里看到他对21世纪做过一些展望，例如季老在《梦游21世纪》一文中就写到：“我梦到，我们的国家继续安定团结，繁荣昌盛下去、、、、、、56个民族团结得像一个人。南方不再洪水泛滥，北方没有森林火灾、、、、、、”；“我梦到，在每一个家庭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相爱，相忍相让、、、、、、对待爱情坚贞真实，谁也不做露水夫妻，把离婚当作家常便饭、、、、、、”。诸如此类的一些梦想和期待，作为一种愿望也许是好的，但是在中国社会还充满着各种问题和冲突，人性在可预期的未来不可能有太大改变的前提下，季老的想法只能是一种“梦游”。

    　　如果和一些真正的大家相比，季老的思想深度的确比较有限。例如爱因斯坦虽然是一位大科学家，但他对人类社会的问题也有深刻的洞见；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北大前辈学者，无不以思想的深度和力度而贡献卓著、影响至今。相比之下，季老的见解恐怕就太简单、太理想化了一些。我不是苛求季老，不要求他一定达到大思想家的境界。但季老毕竟是这个时代年龄最长、辈分最高、名气最大的学者之一，以他的阅历、身份、影响力，完全可以对这个时代及国家民族的未来发表更深入一些的见解，他也应该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但是季老显然离这样的期待相距较远。

    　　对季老的专业研究我是一窍不通的，他的散文我看过一些，不是太多。我认为季老的散文是写得不错的，例如写胡适的，写胡乔木的，虽然不见得全面，但写出了很多真情实感，文笔也比较质朴。我曾听王学珍说季老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远不是最重的，《牛棚杂忆》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但是这本书最大的不足，还是对“文革”这样一场空前浩劫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缺乏分析；《留德十年》我感到也有类似缺憾，对于德意志这样一个科学和文化素养很高的民族为什么会走上法西斯道路，季老似乎也没有多少涉及。

    　　前些年季老发表了一些观点，例如他讲过“21世纪必将是东方的世纪，将迎来东方文化的全面繁荣与复兴”；还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是指西方文化虽然长期占据主流，但将会逐渐让位于东方文化；他尤其推崇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些观点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对于博大精深的东西方文化都所知甚少，不过总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经过深入的思想启蒙，民主、自由、法治等人类公认的普遍原则还远没有深入人心的国度里，是否急于期待东方文化的复兴？我曾听汤一介先生明确讲过不同意季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看法，认为我们现在主要还是要学习西方文化。我对季老的见解比较认可、印象深刻的是他积多年阅历的一些经验之谈，例如他讲坏人不知道自己是坏人，坏人是不会改好的，倒是很让人信服的名言。

    　　2005年前后我因为要编写北大统战史略，偶然在统战部的档案里看见一份1950年代有关季老的材料。当时季老40多岁，任东语系主任。材料里有两点评价我还有印象：一是说季老比较好名誉，什么荣誉都要争，如果西语系受了表扬，他就会比较介意；二是说季老一个人在北京生活，长期把妻子留在山东老家不接过来，想和妻子离婚，又不好意思提出来，毕竟是妻子多年承担了家庭责任。季老和夫人的关系从季承的说法里得到了证实，虽然材料带有那个年代的特点，但这两点评价应该是大体不差的。季老去世前几年，忽然提出要辞去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博得了舆论的不少好评。但北大有学者认为这也是季老获取名誉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季老的想法，也不敢完全苟同这种看法，不过季老好名誉的特点看来北大有一些人还是了解的。

    　　季老去世前后还出现了一些戏剧性事件，不断形成热点新闻，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平息下来。先是钱文忠以季老的“关门弟子”自居，给季老行跪拜大礼，着实炒作了一番；然后又传出季老收藏的书画“失窃”，时任秘书杨锐被停职，此事甚至惊动了温家宝总理；再有季老13年未见面的儿子季承回到他身边，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情节。2009年季老逝世后，围绕季老的遗产季承和北大发生了持续纠纷；季承出版了《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全面披露了季老特殊的家庭生活。中间还穿插了季老故居被盗等事件，整个过程颇似一部跌宕起伏的电视连续剧。

    　　对这些事情我了解的有限，谈不了多少看法，不过在季老的遗产问题上倒是有些话想说。据说季老早就表态将他收藏的字画等文物捐给北大，季老毕竟是耄耋之年，生前最后几年一直住在301医院。北大校方早就可以根据季老的愿望，请季老立下有效遗嘱，将文物移交给学校妥善保管起来，其实北大图书馆就有季老的工作室。但是北大校方却一直不作为，似乎季老可以长生不老下去。在季承回家之后，虽然季老和儿子之间有过很深的隔阂，但面对的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生儿子，季老不再明确表态将文物捐赠给北大，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只是季老去世后其遗产纠纷愈演愈烈，对北大和季老的名誉都有不小损害，这种情况恐怕也不是季老愿意看到的。另外季承的书我没有看，不过主要内容也有所了解。虽然季承的做法让很多人难以接受，认为他损害了季老的形象，但也有不少人赞许季承不为亲者讳的勇气，是讲了真话的。

    　　季老愈到晚年名气愈大、影响愈大，所谓树大招风，可利用的价值自然也大。刘波、钱文忠等人可能都听过季老的课，但是“亲授弟子”、“关门弟子”之类恐怕是谈不上的。季老的秘书中我只认识李玉洁女士，有一年我和李玉洁一起去机场接从韩国访问归来的季老和郝斌副校长，一路上李女士十分健谈，感觉是一位干练、直爽、风风火火的老太太。李玉洁长年照顾季老，早就被很多人视为是季老的家庭成员，那一次我带《今日名流》杂志社的人去季老家，他们都以为李玉洁是季老的夫人。2003年底我所在的党委统战部搬到燕南园53号办公，紧邻54号李玉洁家，但我只见她回来过一次。为了翻建53号小楼，施工部门在54号东侧搭了几间临时建筑，没有及时拆除。李玉洁看到后大为不满，不仅骂施工单位，也高喊着让统战部长出来，后来干脆找来一帮人把临时建筑拆了。我不禁感慨老太太跟着季老见了很多世面，口气、脾气都大了许多。我不了解李玉洁等人对季老的作用，但是季老受到身边一批人的包围、影响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季老生前和身后，各种宣传、介绍、回忆、评价他的文章都非常多。我和季老的接触十分有限，本来是没有必要再写这些文字的。不过季老毕竟名气极大、影响极大，是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北大前辈学者，我也不能不对季老有所关注。尽管我没有能力对季老做全面评价，也不妨把我知道的一点季老的事情，把我对季老的一些看法告诉世人，或许能对人们了解季老起到一点拾遗补缺的作用。

    　　我想季老作为一位大学问家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他在梵文等领域的造诣、贡献、成就是得到公认的，他对待学问的认真、刻苦、勤奋早就被奉为学界的典范；季老还是一位不错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很有影响，不乏许多对真、善、美的追求。但季老又是有局限的，首先他不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以他的身份、阅历、影响，他没有对时代、社会发出多少令人警醒、发人深思的声音，而是比较顺从、配合，充当了某种适应体制需要的角色；其次季老应该是一个公认的好人，虽然他在家庭中未必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但他远不能称得上是伟人，尽管很多人希望他成为伟人，甚至有人认为他已经是伟人了。在季老去世前的若干年里，他一直是北大资格最老、名望最高的教授，是最能代表北大形象的一位前辈学者。但是季老的局限也是比较明显的，有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同样是盛名之下，被许多社会公众还寄予厚望的北大，其实早就彻底依附于体制，整体上失去了为社会贡献有价值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何况在今天的北大，能够达到季老做人、做学问境界的学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

长大了，才慢慢明白，有一种帅，跟脸没有一点点关系啊，他是什么呢，他是历经岁月变化后的豁达，历经风云变换后的坚守和面对困难时所展现的刚毅。这是一个人慢慢的在岁月磨练中通过读书和阅历沉淀出来的气质。所以他跟脸没有任何关系，任何人的容颜终有一天会老去的，这是不可抗拒的结果。有一种美也跟脸没有任何关系，他是洋溢在眉间的书香，沉淀在内心的修养和面对困难所展现的自信，这个也跟脸没有关系，这个东西是什么给予的，是书给的。这就像余秋雨先生所说的：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凭什么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所以在阅读中人对自我素质的提升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一直在跟你们强调一句话就是阅读，阅读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能力。你说一个人书没读多少，他的思想很深刻，开什么玩笑，你不读书你连表达都表达不了，甚至你连自己的想法都不知道怎样清楚地表达。有一个儿子问他爸爸。我为什么要去读书的时候，他爸爸是个鉴定玉的专家，随手拿起一颗玉说了这样一句话：儿子，你读过书了，你就会说此玉通体圆润、色泽透亮、晶莹剔透，持此玉之人必得品行端庄嗒嗒嗒说了一大堆，如果你没有读过书呢，拿起石头你就会说：卧槽，你看这石头，卧槽，你能说什么，说不了嘛（注意这里的卧槽不是骂人的意思，这是个语气助词，就跟古时候的之乎者也一样，加重感叹的意思）。所以中国古人表达难受是怎么说的。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可是现在我们怎么说：蓝瘦，有多难受，香菇，为啥想哭，难受。

这本书是季羡林写有关人生的文章选集，季羡林98年人生中可谓是波澜壮阔，虽然他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但是他的存在和他留下的书籍给这个时代留下了不少的笔墨。

   什么叫人生？这个课题太大了，连季老也不能清楚，自古以来，无论是哲学家，历史学家，谈人生的人很多，也有很多阐述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文章，但是都是正确的吗？适用于每个时代每个人民吗?或许连他们自己都越谈越糊涂。季老觉得我们人的生都是被动的，被动的出生，糊里糊涂下或许有所成就，但成就取决于自己的反省能力，正如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结合到我现在面临的实际，我觉得自己每天去反省自己，或许又活的更累，有句话叫做“难得糊涂”（或许这就是我的不思上进吧，难得糊涂我觉得是适合老年人的，我这个年纪是需要越活越明白，老了所有明白了才要难得糊涂）。其次谈到的是人性到底是本善还是本恶的？个人认为人性的善和恶都不能简单去评判。 

人生的做人与处世，在里面写得我也是颇受益的。首先我们是礼仪之邦最基本的是要懂礼，在生活中，从我每次出行坐公交车中这点让我深有感触，但是礼绝对不是繁文缛节，也不是一种义务，而是发自内心的，就如同在公交车上，如果把让座变成一种负担，那就远远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满招损，谦受益”。谦虚是一种人生的涵养，不是虚伪的谦虚，是那种荣辱不惊的态度，在我看来，不谦虚也同时是一种无礼的表现形式。容忍，时常听别人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同样有个成语叫“得寸进尺”。怎么解释容忍二字，忍是别人侵犯了你，而你将刀刃放在心上，把心削平，而容就是一个界限了，在界限内，你可以容忍，界限外，如何忍？知足，最耐人寻味的是冰心老人提的座右铭“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到底什么是知足？如果简单的像高中作文一样，定义知足与不知足，或许我思想就永远停留在应试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