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铭记的几个时刻:

【转折年代】

1978年，多个中国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包括8月份华国锋亲自出访。当年4月，由李一氓、于光远和乔石带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考察经济管理方式。

1979年到1980年间，中国代表团又出访了波兰、匈牙利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考察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领导人开阔了视野，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多样性。

谷牧本人率团进行了可能最具影响力和最让人大开眼界的一次访问。5月2日到6月6日，谷牧率领二十余名政府官员，包括多位部长和来自北京、广东和山东的多位省级官员访问了法国、德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

1978年，邓小平于年初出访缅甸和尼泊尔，9月去了朝鲜，10月访问了日本，11月去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次年1月访问了美国。在日本之行中，邓小平对日本的现代化技术和高效的管理印象深刻。在参观完日产汽车之后，邓小平告诉日本人：“现在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

毫无疑问，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对外接触，尤其是与西方世界的交流，成为中国重新审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边缘革命】

四大边缘力量——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锋力量。政府能够容忍从草根阶层发起的经济试验，正是因为这些试验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地带进行的，政府认为其很难对社会主义政权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由于这些边缘力量被政府视为经济中的次要部分，只要不威胁社会主义的存在，这些边缘化的革命就能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一旦农民和城市中的无业居民拥有了发展私营经济的自由，他们会迅速抓住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比国营企业更加高效，让信奉实用主义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这些试验对社会主义更加有利，而不会造成危害。当这种非正统的实践被官方所认可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减弱了僵化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影响，拓宽了政治思想的疆域。

那些处在边缘的力量则能够为变革提供不同的激励机制、新技术以及全新的视角和关键要素。在中国，扮演这个角色的群体是农民、城市待业居民及其他在计划经济下被边缘化的力量，他们才是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先锋。

【实用主义】

邓小平和陈云，以及他们代表的不同思想的共存，意外地让中国政治摆脱了“独角戏”的局面。虽然两人的思想有差异，观察家们往往忽视了邓小平和陈云都推崇实用主义。陈云的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邓小平提倡的实用主义改革精神的重要部分。

中国政治的这个新特点对经济改革的进程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大部分中国领导人愿意在事实面前改变自己原有的与事实不符的观点和立场。他们愿意对曾经深信不疑的观点提出质疑，并抛弃被事实证伪的信条，这为改革与新思想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环境。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陈云以及其他领导人比他们的前任更有智慧，而是“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他们不再盲目接受任何教义。如果社会主义可以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那么所谓全能的思想只不过是致命的自负而已。正是因为都有着这样坚定的想法，邓小平和陈云才会走到一起，以实用主义的精神和试验的手段改革中国。

【改革先锋】

作为改革试验的先锋，对深圳的批评声音从未停止过。总是先于当前的政策一步，深圳经常发现自己与当前的主流思想相悖。由于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创建的目的在于利用资本主义实践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的批评总是不可避免。建立经济特区的策略意味着深圳必须尝试一些资本主义的做法。这样一来，深圳不得不承受来自意识形态和实践双方面的巨大挑战。从实践方面来看，特区是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试验，事事都得从头学，这个挑战的艰巨性不言而喻。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中国还没有作好接受市场经济的准备，深圳因此经常被认为是“精神污染”的来源，在1982年和1983年遭到了大量的攻击。直到1992年，邓小平找到了堵住这些攻击的方法：“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改革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近10年的经济强劲增长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遭遇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危机。1989年，这场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并延长了其持续时间。1988年至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遭遇的危机尤为突出。从字面上看，“危机”一词有两层含义，即“危险”和“机会”。在这四年中，改革进程险象环生，极有可能会被全盘否定。

1988年9月，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紧急财政紧缩方案，旨在遏制不断攀高的通货膨胀（当年7月通胀率高达19.7%）。

1990年夏，由于缺乏财政支持，各地方政府被迫要以记账单来抵农民的粮食款（“打白条”）。

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邀请了十几位经济学家共同探讨眼下的经济事务及政策战略问题。人数较多的一派认为，1984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是导致1988年恶性通胀及1989年动荡的催化剂。

1990年，反对市场导向改革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新兴的私营部门成了众矢之的，被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堡垒。

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中国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政治情绪进一步加剧。

【92南巡】

1992年1月17日，在家人和随行人员的陪同下，邓小平坐上了开往南方的专列，他要去亲眼看看市场化改革最为深入、与北京紧缩政策抵触最大的地方，如今是一片什么样的景象。

邓小平与深圳市政府官员的讲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从本质上来说，邓小平南方视察主要传达的信息就是鼓励进一步深化改革，拯救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中国人事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92年有多达12万政府公职人员辞职从商，而停薪留职从商的更是超过了1000万人。

被一位前辈推荐来看这本书，可以说从一开始看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确定这本书的内容很有价值。

改革之路道阻且长，经济改革的变迁情况反映着整体改革的成败，曾经的中国经济被意识形态所束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例如大跃进时期的种种神话，现在回头看就是一场悲剧的笑话。所以想要经济健康发展就必须遵循市场的规律，构建一个自由公正的经济市场，同时还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如此才能增强创新创造力。

读完之后收获良多，由于自己对于经济懂得还很少所以就不发表太多看法了。

现摘抄部分内容供参考:

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中国不但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它所继承的千年文化传统也被无情地切断，现代化进程陷入绝境。原本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中国人民迅速沦为社会主义机器中了无生气的螺丝钉。

二.中国在转折年代

邓小平认为必须立刻停止无谓的政治运动，恢复社会秩序，将政府的精力集中到经济发展上来。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甚至根本无法关注最基本的经济问题。

三.中国市场体制改革起源

真正让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并得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不是那些由国家主导的“洋跃进”或企业改革，而是这些民间的“边缘革命”。

四.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始于观念的革新：贫穷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美德

在改革之初，中国领导人曾团结一致要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78年）。不久之后，他们就将目标更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年），之后又变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后来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改革的目标，深圳不得不时时调整自己，尽最大努力去适应不断更改的党的路线。

五.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中国在空间上的优势也因此被直接转化成经济发展的速度，“空间换时间”，而这正是理解为什么中国市场转型速度如此惊人的关键所在。

六.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

即使中国在21世纪中叶像众人所预测的一样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生产力依旧只能排在中游水平，如果她无法显著提高其创新能力的话。这将成为现代人类史上一个前无古人的例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非生产力最高的。

第二次读了，上一次还是一年前，这一次依旧怀着无比崇敬和喜爱的心情，品味这本难得的好书！它绝然不是枯燥的经济学教科书，它谈的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之路，不仅仅有经济学分析，还有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洞见，以及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对制度的深刻理解，此外，科斯老先生对中国经济市场化有些热切的关注，尤其是最后一部分，那种真诚真是令人唏嘘。本书对中国建国以来五十余年的经济体制变化做了提纲挈领的论述，对毛泽东从革命思维延伸到经济领域的分权化改革、对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浮沉、对邓小平在改革中起到的巨大作用等等，都做出了非常精彩深刻地剖析。书中还大篇幅介绍了这场改革中的两条主线，一是由政府主导的国企改革，二是由底层农民以及其他手工业者掀起的边缘革命，而从结果来看，前者坎坎坷坷半死不活，后者却展现一派勃勃生机，实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对了，这本书是从相对宏观的视角是写的，如果能结合吴晓波的几本书，比如《大败局》和《激荡三十年》，效果应该会更棒！)n最后要啰嗦的是，全书语言平实但是字字珠玑啊，读起来感觉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