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这个词的历史并不长，是清朝后期才被创立。乾隆年间，英国外交使团带着对中国的美好期盼、幻想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他们甫一落地，就看到了和想象大相径庭的现象：无人不偷，无人不奸，上行下效。他们看到一群内里狡猾、外表木然、没有活力的东方人。

这次出使，大大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从此讨论中国国民性在西方变成了一个话题。清末民初，国民性这个词进入了汉语。一说到对国民性的批判，大家就会先想到不苟言笑的鲁迅先生，想到他创造的一系列体现国民性的人物形象。

张宏杰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中说，鲁迅在国民性的批判上“抄”自梁启超。从梁启超以后，再没人在国民性方面提出过更全面丰富的意见。而鲁迅主张以文学来改造国民性，这一点也与梁启超同出一辙。在鲁迅同时期，还有个国民性改造的力将，就是胡适。与鲁迅相反，胡适主张用好的制度催生出好的人性。

作者张宏杰原是一名银行普通职员，后在复旦大学学习历史，获得历史博士学位。对其历史分析，作家莫言评价：“张宏杰以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顾名思义。书中从先秦讲到民国，主要涵盖：国民性演变过程，专制的源头，民国期间对国民性的改造（如上鲁迅、胡适等人）。

提到国民性，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么几个疑问在心里：

有的日本人说看不起现在的中国人，尊敬中国古人。难道中国人产生了人种变异？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西方部分国家的民主和人权概念？

鲁迅和胡适的对策，哪个更适合中国？

作者读史从国民性角度切入，尝试对以上几个问题给出自己的理解与思考：

1.书中说：“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经常断流，已奄奄一息。”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知识分子和国王合则留、不合则去，如孟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更是“凌驾”于国王之上指指点点。

秦朝一统天下，结束了这种百花齐放的状态。秦始皇称帝，废除贵族，开始从思想上行政上法律上约束百姓。中国人跪起来了。

秦二世而亡后，汉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专制制度也越来越成熟，不似秦只有法的严苛，汉朝在法治之外尚能有儒、道的道德掩饰。毕竟距离皇帝的诞生相去不远，专制制度的成熟也需要时间，汉朝人还有几分天性自然，到了魏晋时期还出现了被人称为可与春秋战国媲美的竹林七贤。

唐朝再次统一天下后，建立的科举制度，把天下人尽入吾彀中，文人的思想进一步统一。然而，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给了文人很多自由思想的空间。李白进京面圣，“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玄宗不觉忘万乘之尊。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宋朝开始害怕武人、害怕战争，于是扬文抑武。宋人变得多愁善感，再没有了唐朝征战边塞的豪气冲天。女人裹小脚就是这时候开始的，对女人的贞洁也控制得空前严格。

元朝建立后，当局者喜欢低俗文化（忽必烈：“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于是戏曲文化开始横行。官场上漆黑一片，卖官鬻爵、强抢民财，到处都是地痞无赖。这种无赖气质也从上层社会蔓延到下层，偷、耍、奸、滑。中国人身上再看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气质，变得猥琐下流。元朝一共90年，三代时间。三代可以产生贵族，也可以改变民族的性格。

到了明清，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力更强，明朝的东厂，清朝的文字狱，都让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没收了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点独立空间。

英国人巴罗说：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明清政府终于成功地培养出了他们希望的中国人：驯服，忍耐，麻木，心里永远是跪着的姿态。

2.专制制度是导致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很大原因。作者认为专制并不起自秦始皇，而是在夏朝之前就有了专制思想的萌芽，夏朝的建立正是专制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看似百家争鸣，而各思想家也都透露着对专制制度的支持，比如孔子的君君臣臣，荀子认为人君就是要拥有天下最好的享受，老子的“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

3.作者特别提到了父权对中国人奴性的培养。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农业讲究的是稳定、重视父辈经验，父辈的权威就在此基础上滋生出来。农业又把人圈在土地上，限制人的视野和精神发展。不像彼时的古希腊，不适合农业，又临海，人可以随时出海去其他地方定居，父辈的经验在此相对于年轻人的勇猛精进，不是那么重要。

雅典还颁布了一条法律：“雅典男性成年后（17周岁、18周岁）即完全摆脱父亲的控制，在通过由父亲或监护人及立法大会主持的市民资格考察以后，即可获得独立权利而登记造册。”

4.上文说到，国民性的批判起自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认为要自下而上地改变国民性格，制度才能推行。没有好的国民，就不能有好的制度。梁启超认为国民性主要体现在：奴性强，民智低下，重私德轻公德。

鲁迅接下了梁启超的接力棒，用散文、杂文、小说，试图唤醒中国人，改造中国人。鲁迅多讽刺，挖苦，然而很少从正面提出建议。作者认为这是因为鲁迅缺少系统的理论知识，没有办法从正面指出解决方案。

胡适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才能塑造出好的国民性。好的制度能约束人性中的恶，发扬人性中的善。

胡适这一点与英国人巴罗不谋而合。书中提到巴罗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我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

其实，从元朝就可以看出一个坏的制度是如何塑造出坏的国民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仅对人提出道德要求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鲁迅

关于如何改造国民性，作者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有说作者本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由于一些原因删除了。故此，读者看到的书中仅是讲了历史。

本书引用的史料、书籍甚多，然而也如一些批评人指出的“仅是资料的堆砌”，为了证明国民性而“国民性”，有些自圆其说的味道。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早年长读鲁迅，鲁迅对作者的影响也很大。随着阅历增长，作者看到了鲁迅身上的峻烈偏狭。然而，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使得作者一直对国民性议题感兴趣，读史时也试图从国民性角度去解读。

还有批评作者以偏概全，比如秦朝立法废除贵族，人人平等，废除奴隶等，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再比如作者大力吹捧的希腊，同时期却有2万多奴隶等等。作者不会没有掌握这些史料，然而这些是与其论述主旨无关的事项。

作者也在后记中自谦道：“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只是我的野狐禅式的自圆其说。相对于严肃的学术著作，里面也许有太多的感性，太多的个人化感受，太多的大而化之，也许有很多不严谨、不准确、泥沙俱下之处”。

还有人批评作者不尊重古人所处的历史背景，妄加评论，作者甚至还要求孔孟等对专制制度的建立负责。

作者只是讲专制制度形成的历史线索而已。通过宋襄公败北、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子路死前系缨，正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以自己的时空背景来评价古人的作为。

最近看了一本书，是张宏杰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张宏杰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一直都很有研究，在另外一本《饥饿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中对清朝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对国民性的影响也有所提及。《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讲了中国人在君权的控制下怎么一步步从“讲信义““有尊严”的贵族堕落成了“冷漠”“自私”的小人，让人唏嘘不已。

让我不禁想起几年前我在新西兰打工旅行时的故事：当时我在新西兰与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结伴南下，他对我说，中国需要宗教，不然就毁了。见我不说话，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他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知道他是外国人后，故意绕了好多圈才把他送到目的地。但是实际上，路并没有那么远。最后他说了一句，作为一个华人，他之所以去上海工作，就是因为很向往中国。但是中国其实是让他失望的。

我对他说，个例其实不代表什么，而且其他国家也有自私、钻空子的人。后来我又陆陆续续接触到了一些人，他们对中国大陆人都有着相似的印象。与前面的华人相比，他们甚至没有到过中国。

那么为什么，中国给世界留下这样的印象呢？

可能和历史上，中国人的表现有关。

英国海军上将在《环游旅行记》中提到他在乾隆初年到广州湾进行补给的时候，花大价钱买来的食物不是腐烂变质就是缺斤少两。

马戛尔尼访华的时候，看热闹的人很多，一艘船被压翻了，但是却没有人上前营救。

访华的使者在街道两边，随处可以看见被弃的婴儿。而人们对一只死狗的尸体更有兴趣。

这样的例子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印象还能好吗？美国著名作家霍桑甚至在所著的《世界通史》中说：“中国人都是骗子，嗜于行骗”

难道，中国人一直都那么不堪吗？

其实在春秋时期，中国人是非常讲究信义的。《左传》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讲的是宋国公子城与华豹在赭丘作战，华豹先射了公子城一箭，没射中。而当时战争规则是一人一箭，于是华豹就等公子城射箭，结果被射死了。

这个故事用现代的视角来看，他们对信义的遵守可能达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这是一种普遍的战争规范。黄仁宇就说过，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上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而之所以大家如此遵守礼法，是因为春秋时期军队本来就是由贵族组成的，所以当时的战争和欧洲的骑士决斗很相似。由于贵族在当时有很高的话语权，贵族精神中的“礼”“义”“信”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整个社会风气都是崇尚信义、尊严、荣誉的。像“士为知己者死”，“官之则是不肯，禄之则不受”“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些狭义潇洒的语句就是出自于当时。

那么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急转直下的呢？

在张宏杰看来,宋元的战争几乎使中国的文化精英阶层集体阵亡。当元朝入主中原后，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底层。统治者对文化的轻视以及政治上对汉人的高压，人们不再重视文化道德，而开始精于钻营。很多汉人为了取得一官半职，甚至假冒蒙古人，并且愿意成为他们压迫汉人的工具。整个社会风气由此呈现出流氓化的倾向。

到了明朝，汉族人重新回归到统治地位。但是朱元璋出身流氓阶层，他的后代整体素质也不高。就连历史上有名的永乐大帝——朱棣在听说政敌的女儿被人糟蹋，生下一个女儿。竟然说出“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树”这样的话。在这样的统治者的领导下，上行下效，整个社会的风气进一步恶化。

等满清入关后，精明的清朝统治者为了从身心上控制住臣民，他们甚至主动提出，不需要名臣。他们希望所有人都是无条件的服从，于是人们都变成奴才，不再有自己的思想。但是对一个奴才，又能奢望什么呢？低自尊的奴才们能活着就已经很好了。

正是在这种高压的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官员也好,百姓也罢，渐渐被抽走了灵魂。没有灵魂的人除了自己，当然谁也不会关心。权利，自由，公平， 更像是一个美好的童话吧。

现在的中国人国民性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

很久以前，我读柏杨先生的《丑陋中国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指出中国小孩不爱笑。虽然他们内心很快乐，但是从来不笑。但是从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都很活泼可爱，非常爱笑。

我上大学那年，有三个小孩落水，我们学校有一个班级的同学用衣服绑住脚接力去长江边捞小孩。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1024长江大学救人事件。现在网络上也可以搜得到。

可见，历史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留下的痕迹并不多。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究竟应不应该笼统的规为“国民性”还有待商榷。

而中国人留给世界的印象，我想，就交给时间去证明吧。

一直困惑于中国自春秋时代士君子之风度，北勇南悍尚武之精神，是如何沦落为愚昧欺枉，奴性懦弱的，屡思不得姐，读@张宏杰 老师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有眼罩顿除、茅塞顿开之感，张老师书读了六七本，本本有收获，严重推荐。中国国民性演变或者说堕落的根本在专制，而“专制总是以不平等为基础，父子关系的诞生，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国是典型的内陆封闭性农业社会性格，自氏族部落起，人们的关系网就是一张血缘网，为一“尚老社会”，祖先崇拜。同时，部族通过不断的战争进行扩张，而战争最易产生集权和专制，随着扩张，家长转变酋长，进而君主（联盟首领），夏殷而至西周，最终建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制，建立完备的礼仪制度，始贵族文化成型，即重礼、誉、信且尚武之士君子之风。战国秦孝公商鞅变法，强王权而消灭贵族，取缔世卿世禄，奖励耕战，限制大家族形成，并随秦统一而由始皇帝将此制推行至全国，底层文化取代贵族文化。至秦汉，中国历史上真正有统一之政府，汉延秦制，秦为汉之始，汉为秦之续。中国立国之规模，不是向外征服，二是向心凝结，当适时条件下，所谓向心凝结，直白说就是要集权专制。个人观点，汉制起码皇权有相权的制衡，地方郡、县两级扁平化，郡、县自治的松散化，政治算为开明。在选举上为“乡举里选”荐举制，举孝廉，后魏时陈群发明“九品中正”制。各地方官推荐多为所熟知的上层社会，势力阶层利用荐举，官位基本垄断在上层社会中，造成门阀新贵族。此门阀贵族已非春秋士君子贵族，奢靡柔弱，空谈玄学，汉国民之尚武精神慢慢消却。五胡乱华，大混乱必然带来大融合，隋、唐这带有少数民族血统的朝代兴起。汉人胡化，胡人汉化，中华文明出现了新的气象，社会民风开放、兼容并包，胡风为中原文化注入了刚强和活力，汉民族之精神似要从两晋南北朝之靡弱中走出，“阳光与雄健”之大唐屹立世界。隋开始有科举，唐将科举发张，利用科举“开放政权”（从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到唐后期及五代十国，名族贵胄渐渐退出，寒族出身之军人军阀政权当立。中华之民族，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再没有汉唐那样的声色，值得我们歆羡朝慕的朝代和时期了。宋之于唐，好似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政治制度无根本之变化，所变者皆为术，但通过这术，民风却是大转折。宋太祖在成为皇帝前，也是一军阀，职务是禁军统帅殿前都检点，军阀最明白枪杆子的力量，所以登基伊始，通过杯酒释兵权、削分相权、军队调度权和指挥权分离、重文抑武、没收民间兵器铁器等等，强集权，弱民风，造成文弱之宋，为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反复揉搓。元、明是中国社会流氓化阶段。在上说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宋时，只说集权，没说专制，不是说其没有专制、独裁，只是留了这专门词汇给元、明、清。元对汉人，犹如牲畜，汉民族几十年抗元，精英阶层整体消失，书毁人杀。科举无，文化毁，读书最无用卑贱，臭老九之名成。上层文化消灭，底层文化起。底层文化就是生存文化、流氓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有私德无公德，到元时私德公德皆无，道德滑坡，世风日下。及至明太祖朱重八，强化户籍，严禁人口流动，严禁言论自由，兴起文字狱，起八股，造冤案灭大家族，间谍风云，禁锢思想，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农村的集合，皇帝太监专政，士人无节操，百姓无道德，人与人毫无信任，国民流氓性十足。到了金人清朝，在我们流氓化的国民性上，加上了奴化的枷锁。如果把汉人统治统称为“士人政权”，那么元清就是“部族政权”。部族政权的最大特点就是种族区分，通过剃发易服、屠杀恐吓、文字狱等等彻底摧毁汉民族的人格自尊。不仅如此，清还将儒家提倡的个人品格追求也作为打击对象，士人大臣也是皇帝的奴才，不应在乎自身名誉，太关注自身修养，因为这会妨碍他作为奴才为皇帝服务。如此，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完善、牢固的专制统治，民众权利剥夺殆净，国民愚昧，相互欺诈，揣人从恶，奴性懦弱。国民性之形成和变化，不是一时之力所成，也不是一代之期所能改。从清末、民国、建国后，梁启超、鲁迅、胡适、蒋介石、毛泽东，多少人在呼吁、在行动，在为国民性之改变而努力。然时至今日，国人之看客心态、人情冷漠，依然让人心寒心痛。借用鲁迅对旁观者的批评结尾，刺痛依旧。“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