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我为什幺要选择计算机软体盗版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同时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我们也认识到知识经济使我们全球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联繫方式都有了深刻的改变，由原来的相隔千万里到如今联繫紧密的“地球村”，人们之间已经越来越亲近，国家与国家之间联繫也越来越紧密，而在这一切过程中，知识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智慧财产权在其中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着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全球性的竞争至少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生产流水线时代的一致性，一律性，回到官僚和体力型的经济。但是，第三次浪潮不仅仅是个技术和经济学问题。它涉及到道德，文化，观念，以及体制和政治结构。总之，它意味着人类事务的一场真正的变革。”他还指出在社会範式这些方面的变化，也必然在法律上有所反映；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在适应这种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肩负着促进经济与社会长足进步和发展的使命。

所有这一些似乎还只是昨天未来学家们的叙述，但是在今天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报纸，杂誌，电视等等媒体对软体问题，盗版问题的不停报导，学术杂誌，科学论文对于盗版问题的长篇研究，现实生活中针对计算机软体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使得本人对于这一个问题产生了极大得兴趣。在这儿，我就系统的给出本文写作的原因和依据。我将分为两方面来进行论述，巨观和微观层面。

1. 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首席谈判代表，中国与美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小组首席代表，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龙永图在接受媒体记者採访时，每次必谈到在这些谈判中智慧财产权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随时可以使整个谈判过程触礁。他本人最为费心费力的也就是这个核心问题。

2. 我国在出版的所有记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的书籍中都记录了以下的事例。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代表，原外经贸部部长，现国务委员吴仪在一次与美国代表谈判时针锋相对，美国人的说法是：“我们正在与小偷谈判”。意指中国盗版现象严重，而吴仪则指出：“我们是在与强盗谈判”。意指美国曾经对中国的抢劫文物的暴行以及在整个WTO谈判中美国方面的强盗习气。

3. 根据美国软体企业最大的游说组织商业软体联盟（BSA）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2001年的软体盗版率达到92%，仅仅低于越南94%的水平。以下依次是：俄国87%，印度70%，台湾53%，日本37%，美国25%，这样的数字完全有理由让人对中国的软体市场表示忧虑。然而BSA亚太地区高级官员杰夫瑞海地却并不将中国的软体市场一棍子打死。过高的软体盗版率确实与中国希望成为高技术经济强国的期望相去甚远，但他认为中国的软体盗版行业正处于守势。这种乐观的估计来自与上年的数据对比。中国2000年的软体盗版率曾高达94%，这表明中国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已经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打击盗版软体。海地表示，他们相信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软体产业对整个经济的价值。他们确信，中国的软体盗版率将进一步降低。

思科诉华为侵权案已经占据了近期报刊新闻的头条。人们开始担心中国的智慧财产权保护力度。正当两家企业在美国展开较量的同时，海地等亚洲的行业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正大力摆脱盗版的名声。在这儿我们说明BSA是一家包括苹果、思科、戴尔、惠普、IBM、Intel和微软等成员在内的行业联盟，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游说中国打击盗版。

4. 中国在近期针对软体和软体盗版问题所做出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

·2001年，中国修订了着作权法，确立了遵守国际着作权保护标準的基本原则的着作权保护体系。修订后的着作权法还可以帮助中国彻底执行相关的条约以及对网际网路着作权作品进行最低标準的保护。

·2002年，中国正式实施了着作权法并对其他与软体相关的法规进行了修订以加强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

·2002年10月12日，高等法院发布一项司法解释，使用盗版软体的企业将受到民事惩罚。这对于BSA提出相关诉讼提供了法律基础。海地表示，“现在我们有保护自己权利的途径了。”

这些措施已经在产生效果。2002年下半年，中国警方对上海两家使用盗版软体的企业进行了搜查，并最终与BSA达成民事和解。海地没有说出具体的罚款金额，但他表示，两家公司“为此支付了数万美元”。这在中国已经是一笔可观的数字。目前，BSA正在中国另外几个城市展开类似的民事法律行动。上海法院在11月14日做出的一起美国Autodesk公司胜诉的软体盗版判决中，被告企业被罚6万美元，这已经是中国着作权法规定中的上限。

1．最直接的微观因素无疑是本人于2002年1月7日购买了一台桌上型电脑。在接下来的装机过程中，我不得不购买大量的软体，例如OfficeXP,Arcobat,NortonAntivirus等等。然而，这些软体的价格大大超过了我的想像。在零售市场，一套OfficeXP的价格为3999元人民币（约合480美金）。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的人均GDP是3100美金。这就意味着一个人要花掉其1/7的年产值才能购买一套正版的OfficeXP软体，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是什幺东西造成了这个令人惊奇的鸿沟？这是一个使我产生了兴趣的问题。

2．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下面一个事实。在本人身处的法学院，应该说这儿的着作权意识应该比普通大众更为强烈。然而作者也不无遗憾的发现：周围的同学在盗版问题上更为关注的他们购买的盗版软体是否与自己的计算机相兼容。同时，本人在上海一起读书的同学，周遭的同事在本人的相关调查中对于盗版问题也是无法给出一个满意的答覆。本人的数据是：在所有的软体中，只有“豪杰影院”和“金山词霸”是正版软体，其余的15个软体均为盗版，本人的正版率是10%强，而周围同学的正版率更低。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学法律的同学是否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论述自己对盗版要做研究的巨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之后，我将顺便谈到在本文中为什幺选取长宁区某些立法，执法和司法相关活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也是由于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首先是受制于本人有限的资源，包括研究资金以及本人的研究经验两个方面，我已经无法承担更大範围内得研究了。本人的研究经费有限，但更为重要的是本人发现在调研过后的论文表述阶段，本人的经验无法承担。如果选取更大面积範围的话，本文将沦为一些具体数字的堆砌而无法显示作者想要强调的盗版现象产生的法社会学原因等等。同时由于本人也郁闷地看到在这方面感兴趣的同行并不多，在资料的收集，法理的分析，社会学的探讨各个方面无疑就有着先天的不足。因此更大範围内的样本选取作者并没有进行。

2．作者本人就读的学校位于上海是长宁区。按照上海市政府和上海相关媒体的论述，长宁区在整个上海区县中处于中游偏上的水準，无论是从人均工资水平，生活环境，思想意识等方面都处于上海的中等水平。因此，选取长宁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3．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随后的论述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在我们国家，行政执法部门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机构。在盗版问题上比较有发言权的无疑是各个基层的文化稽查大队了。本人很幸运的是在本文的调查过程中获得了上海市长宁区文化稽查大队的大力协助。长宁区文化稽查大队负责整个长宁区的盗版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