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千阳》读后感2300字

这本小说很像一部电影，将两个阿富汗女人命运的交织细细地向读者呈现。加之作者卡勒德•胡塞尼美籍阿富汗人的特殊身份，不由让我联想起那些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都是透过世界中心种族和文化的视角来审视边缘文化和种族的命运，这两者间有什么相似和不同呢？

引用知乎用户流云飞袖对近几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特点的总结：

“从普通人物微小的事件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间，展现一幅独特的、可以于细枝末节间俯瞰历史和一个国家刻痕的东西，最终从民族的上升到世界的。从对故事异国他乡他人的新鲜，到身临其境，感觉讲的是自己的欲望、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故事，最终潸然泪下。”

这部小说的动人之处正在于此。阿富汗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尽管它也是中国的邻国。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我们一向缺乏了解。然而这个民族的苦难史在作者的叙述下让我们产生了共情，一种对人类普遍苦难的同情。玛丽雅姆作为“哈拉米”（私生女）虽然受到父亲的宠爱，却不被父亲承认，就像我们期待被认可的童年；她对母亲悲观的不理解和后来自杀的自责，让我们感受到对亲人生命背负的责任；莱拉和塔里克的爱情故事总能让青年男女会心一笑；拉希德对妻子的家暴和重男轻女的观念也让人反思中国当前的家庭问题；书中呈现出不同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信仰让我们重新认识伊斯兰教思潮的嬗变和分叉；阿富汗饱受侵略和内战的故事又怎能不让人回想起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历史，思考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的关系？凡此种种，比比皆是。并非是“六经注我”，而是“我注六经“。

很多人说小说已被电影取代，然而小说和电影还是不同的。电影是转瞬即逝的艺术，优势在于调动观众全部的感官，营造一种意境、一种氛围，主要依靠制作者的想象，把观众期望的、梦想的展现出来。而小说则是含蓄的、模糊的，由单调的字符构成，需要反复回味，借助读者的想象完成，以填补作者艺术的留白。

诚如译者所言：

“相比《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的情节安排更加巧妙，语言也更加纯熟优美。此前我曾撰文指出前者文笔略显稚嫩，但这个问题在本书已经消失了，书中某些段落之曲折优雅，较之福克纳和纳博科夫的作品也毫不逊色。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则延续了《追风筝的人》的成功。前后文的相互呼应和几个感染力极强的隐喻让人感动之余，更添钦佩。”

就篇章结构论，玛丽雅姆在第一部从童年走向青年，莱拉则在第二部从童年走向青年，然后两者在第三部相遇，都成为了拉希德的妻子，而在第四部，玛丽雅姆以死亡谢幕，莱拉迎来了新生。前后篇章相互勾连，浑然不见穿凿的痕迹。就伏笔线索论，拉希德的谎言在第二部就初见端倪，而到第三部才全然抖出；扎里勒对女儿赎罪的线索贯穿全文，时隐时现，在第四部形成了一个圆满的高潮，可谓“草蛇灰线，伏延千里”。就修辞手法论，“灿烂千阳”的隐喻在文中反复出现，每一次出现都是对小说基调的扬起，其它比喻也精妙地刻画了人物的情态，让人回味。这些是看电影看不到的，只有小说才能带来这样的快感。就人物塑造论，从在医院时玛丽雅姆自称是莱拉的母亲，阿兹莎对玛丽雅姆特有的亲近可以看出，作者有意将玛丽雅姆、莱拉和莱拉的女儿阿兹莎塑造为“祖孙三代”，勾勒阿拉伯女性六十年坎坷的命运。其中，玛丽雅姆先敌后友、亲如母女的关系刻画得尤为精彩，甚至超越了莱拉和塔里克纯洁爱情的描写，对于男性作家来说如此细致地把握女性的关系更为难得。由此，莱拉的生育和玛丽雅姆的牺牲也就具有了妇女觉醒的象征色彩。莱拉与旧时代女性的压迫者的结合，生养自己爱人的女儿，并生下了压迫者的儿子，这显示了女性解放道路的双重性，既要推翻旧道德、旧制度，又要承担旧道德和旧制度的遗孤。而玛丽雅姆的牺牲则显出了“重整河山待后生”的气魄，正是老一辈人的觉醒、抗争与牺牲，才有下一辈人的明天与希望，而暴力不能战胜暴力，战斗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两者背后都是人道主义的精神。

对于这本小说还可以做更多哲学和美学上的解读。“太阳”与“乌云”的戏剧张力构成了小说演进的推动力，最后自然是“太阳”刺破了“乌云”，虽然还有贪污、战乱的威胁，但天空总体是晴朗了。但我的心中也生出疑惑，这样美满的结局是否是对灾难的遮蔽？反而不能让人直面灾难本身的沉重。试想在阿富汗几十年的动乱中多少家庭流离失所，而阿富汗这个国家本身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莱拉一家的命运也是危如累卵，随时受到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的威胁。更深刻的是，小说表现出了一种世界的荒诞，一种人生的悲剧。小说里没有一个坏人，但是好人单纯的偏见、欲望和习惯造成了一幕幕悲剧。家庭、国家、信仰本是人类实现自我的工具，却在这里坍缩成了吞噬人性的黑洞，成为人不幸的根源。这样祸福的无常构成了一种否定，让人悲观厌世，或是愤世嫉俗。在这样的设定下，不得不让人怀疑莱拉的出路。而莱拉与塔里克的爱情更像是一个童话，在现实基调如此沉重的小说中显得苍白无力，宛如空中楼阁。莱拉和阿兹莎的问题，也就是阿富汗妇女命运的问题，可以说是“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阿富汗翻版。

或许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说，对于故事的叙述者来说，采用合理的不可能性比不合理的可能性要高明。现实确实是一片黑暗，充斥着绝望，毁灭和堕落是大部分人的命运。但文学作品绝不满足于现实，它所象征的人类精神追求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已经被满足的。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希望，就是依恋，就是人文。它在宣言，纵然世间如此悲苦，人还要耸立在这片大地上。鲁迅曲笔添在夏瑜坟上的花环，便是“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现实的悲惨），也要“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精神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