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名著珍藏版（插图本）》读后感9000字

注：作为传记不够严谨，略显通俗和武断，当然也因此部分叙述就显得尤为犀利了，由于政治上缘由，国内畅销的同名传记全是国外学者作品，实在叫人唏嘘慨叹。并不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只不过在国内对于开国领袖的生平作个人的评论是一个不太妥当的做法，官方至今也是模糊处理，三七开，所以还是留待后人解决吧。

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他能够改变人的本性的程度。在毛泽东的生涯中，我们能看到政治如何改变世界，但没有看到政治改变了人心。

毛泽东自己就说过，他的思想会像儒家学说、佛教和基督教的学说一样，最初的宗旨会消亡。

《三国演义》事件使他在东山的日子更不好过，但同时也预示了毛泽东后来的思想风格：特立独行的思路，坚持己见，固执地不接受简单的事实，以及蔑视任何看问题同他不一样的人。

毛泽东认为，组织者的天才就在于，他能够把各种人的长处结合起来。他不应暴露别人的弱点，或者反复指责别人的弱点，而应当鼓励把所有积极的因素联合起来。毛泽东的父亲未能做到这一点，而毛泽东将会做到。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像他朋友圈里其他人一样，在社会上，他是个持不同政见者，仍然没有归属感；在思想上，则充满了各种互相矛盾的观念。毕业前夕，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

讲到放弃坐船去马赛的机会，毛泽东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7]尽管他这话中有自谦和一本正经两种奇怪的意味，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他提出的理由。他的基本态度早已定下，这一决定是自然而然的。同时，这一决定对未来有重要的影响：它强化了毛泽东的本土主义。

像任何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毛泽东更了解他反对的是什么，而不太清楚他拥护的是什么。（破坏性质强于建设性质）

他不再认为只要有强健体格的人就能解决问题。把中国从黑暗中拯救出来，需要有自我修养的人，毛泽东就是个典范。但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没有提及领导问题。[11]他鼓动民众，以取得最大范围的支持。他号召来自各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并为反对压迫而“呐喊”。大联合既靠心灵的感召，又靠组织工作的力量，团结是关键。1911年的革命没有调动普通民众，下一次革命唤起民众是必需的。

毛泽东一生都反对自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像赵小姐那样自杀，并不是在反对腐朽的旧社会；那是对注定灭亡的制度的肯定，是去适应它。“与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毛泽东这样阐明他的观点。

从1920年夏天开始，毛泽东就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此后他对自己的这种认同从未动摇过。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乌托邦主义作为他的政治思想框架，都已从他的思想中剔除了。

在一位和他关系很好的年轻女士（也是杨教授最好的学生之一）帮助之下，毛泽东成立了文化书社，为的是在湖南传播左派文学。“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毛泽东在书社开业宣言中这样写道。毛泽东从湘雅医学专科学校以低租金为文化书社弄到三个房间。他还得到开慧母亲的经济支持。他甚至请到书法漂亮的军阀谭延闿为书社书写匾额并主持开业典礼。在这个下午，颠覆势力和守旧势力握手言欢。[24]书社办得挺兴隆，在其他城镇又开了7 家分店。[25]在开业初期，最热卖的书目（都是中文书刊）包括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一本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宣传册《马克思 〈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以及《新青年》、《新生活》、《新教育》和《劳动界》等杂志。

既然现在谭延闿当了省长，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希望他能保证湖南的自治，并且“不引狼[北京]入室”。

1920年，毛泽东在报纸上发表的对于“湖南改造”的主张。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还是按照他原先要求解放的思路写的，和马克思主义不沾边（这些文章未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也没有为将来独立的湖南提出任何社会目标，只是要为湖南卸掉一个负担。毛泽东的论点实际上是反对帝国主义论点的翻版。他用“外国的”来指“非湖南的”。他呼吁建立“27个小中国”，因为“大中国主义”是一种阻碍草根生活“自然发展”的祸患。毛泽东的思想逻辑当然是，一旦27个省办好他们自己的事，更大更光辉的中国自然就存在了。“这正像美、德两国由分而合的道路。”然而，对一个已经是激烈的中国国家主义者来讲，他居然在支持分裂，这是令人吃惊的，他的一些左派朋友也认为这是错误的。“在四千年的历史中，”他抱怨说，“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北京和它无能的“国民”政府（及其严寒的冬天和对南方口音的蔑视）当然是被抨击的一方。到1921年春天，毛泽东已失去对湖南实行自治的兴趣。寄望于一个军阀来实现一个激进分子的愿望是不可靠的。1920年11月，谭延闿被替换，新来的统治者将自治运动使人民得到解放的念头完全变成了空想。

1921年初，天上下着雪，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的房间里召开了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议，形成一个高潮。毛泽东极力主张以“变革”为目标而反对“改良”。他主张采用俄国革命的方法，而反对通过“几十年的教育过程”。毛泽东的主张遭到大多数去过法国的人以及那些仍然在法国的人的反对，在法国的人通过来信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他似乎在这场战斗中失败了，因为他宣布，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赢得了战争。他转换了他的阵地，把同他思想一致的人带进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把新民学会像一个空壳一样抛弃了。

他在推行湖南自治运动时曾说过：“无论什么事有一种 ‘理论’，没有一种 ‘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 [32]他已认识到，这场运动应该是布尔什维克式的。现在，他和两位布尔什维克一同坐在桌子旁，他们是共产国际的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尼科尔斯基。

会议室里的气氛是低沉的。一些代表感觉思想混乱，所有的人都觉得又热又乏，代表们的目的也不一致，所以代表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毛泽东在这次相当随意的会议上，完全不是个重要人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毛泽东在后来的年代很少提及此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呢？在某些方面或许是的。李大钊教授（仍然在北京）和陈独秀教授（在广州）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没有理由期望他们能在一夜之间把大山搬走。

他们远不是拥有共同世界观和统一作风的同一支团队的久经考验和锻炼的成员。一个代表住在豪华的远东大酒店，而不住女子学校，而且他花去大部分的精力去购物及陪伴他漂亮的妻子。此外，这13名代表还不能事事完全做主。会议的形式和日程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和未到会的李大钊与陈独秀确定的。特别使毛泽东垂头丧气的是，会议桌上表达的观点同他自己的基本思想不合拍。会上出现了两种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是由共产国际提出，并得到能干的张国焘（来自韶山隔山另一边的那个年轻人）支持的路线：组织城市工人；推翻资本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抛弃与孙中山国民党人的任何联系。被否定的是渐进主义路线：需要一个对公众进行教育的阶段；中国的城市工人数量还太少，不足以推翻资本家；在反帝和反军阀事业中与孙中山合作是可能的。

在毛泽东规划的教育花园里，最美好的花朵是“湖南自修大学”。这所学校建于1921年秋，在古老的船山学社优雅的会所里。在其两年生存的高峰期，学校有200名学生，毛泽东的弟弟泽覃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把他新民学会的朋友聚拢起来当老师。他的妻子杨开慧也来帮忙。

可以肯定，学校的目的之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学校发行一份叫做《新时代》的富有激情的小月刊，刊登了毛泽东写的两篇最早带有马克思主义味道的文章：《观念史观批判》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毛泽东解释说，这份杂志不是一般大学学报那样的“文字的杂货店”，它将有个确定的方向。这位年轻的组织者试图专注在已确定的宗旨上。然而，毛泽东仍然首先是教师，其次才是思想体系的倡导者。他相信教育会提高“老百姓”的素质；作为教师，他是真心实意的。

在普通学校，“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毛泽东对主流教育的尖刻观点，引领他杜撰了“学阀”这个词。在中文里，它和“军阀”相呼应。“学阀”缺乏人情，他们把学知识当成商业行为，他们的教学方式就是打开水龙头，然后让学生自行饮用。在毛泽东这所学校（湖南自修大学），即将入学的学生不用参加入学考试，而是要“提出自己对社会的批评主张”或“阐明自己的人生观” [3]。课堂讲授很少，基本观念是要你自己去“阅读和思考”，学习的过程成为大家一起寻求更多真理的过程。毛泽东就是要尽量打破学生不肯自己思考问题的习惯。因为中国学习历史的紧迫性，历史课成为自修大学的“重要课程”。

鲍罗廷1923年到中国工作时，还不到40岁。但是他认识列宁，并非常受尊重。在统一战线体制下，他既是中共的也是国民党的顾问。来访者只有在出示挂在金链子上绘有国民党党旗的珐琅徽章后，才能进入他在广州市区的别墅。

如果说毛泽东不像李立三那样对共产国际的使团心怀敬畏，那么他也没有像张国焘那样跟他们斗。他跟莫斯科来的活跃的年轻顾问们保持着一定距离。当时在广州还有一个年轻的亚洲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鲍罗廷更为看重。这个身着欧式白色亚麻西装的瘦削并患肺结核的人，在鲍罗廷的别墅度过很多时间。他被赶出了法属印度支那，中国国民党人给他提供了避难所。他的名字叫胡志明。[22]

苏联人想要农民参加革命，但一定要在好不容易构成的统一战线的牢固控制之下。他们害怕国民党军队北上，可能会引起拥有土地的国民党军官们无法控制的社会解体。此外，莫斯科正在和3个北方大军阀合作（包括1923年屠杀铁路工人的那一位）。斯大林既不想得罪他的军阀朋友，也想要他的国民党盟友。他们之间的对决，不是他想要的符合苏联利益的中国政策。这可能迫使他不得不在中国革命和扩大苏联的势力之间做出他不希望做的抉择。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广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9个月之后，当他北上时，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开头。他简略地描述了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各群体的立场。城市工人的人数很少；帝国主义的欺凌肯定会使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同情革命；农村的穷人会对革命有关键性的影响。[38]他们“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毛泽东是基于观察到的事实，而不是依靠马克思的教条，得出这个结论的。

不过，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还是把小小的工业无产阶级看作“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设法做到了把农民力量之酒装进无产阶级至高无上这只瓶子里。9月的文章是另一回事。文章说，从任何方面说，农民都是革命的关键。他们感受到最沉重的压迫。买办们只是在沿海地区和沿江流域称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买办只是跟在军阀的后面，军阀则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他的论据是经济上的。“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权源自土地。毛泽东已经摊牌。这些就是1925年间他在湖南所认识到并得出的结论。农村像磁铁一样把毛泽东吸引回来。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于1926年10月结束。在广州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了，但是他并没有到上海去经营以他为首的中共农民部。他回到湖南家乡。他要在现场而不是在城市办公室直面农村的挑战。

“五四”的学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坚定的英雄。他们在前进的路上拿的是牙刷而不是枪，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斗争激烈。毛泽东的真正创新之处，在于把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枪杆子、农民力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先锋。但是，在把这三者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战略方面，他是先锋。

毛泽东使枪杆子成为人道主义世界观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一生中都相信，在战争中，人比武器更重要。其秘密很简单：战争是政治的一个分支，因此赢得人民的支持，对政治和战争都不可或缺。

中共中央有了变化，但没有改进。莫斯科不久就对瞿秋白不满意了。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挂名的领导人向忠发将代替他，而真正的权力则逐渐转给李立三。李立三是湖南人，毛泽东很了解他，周恩来对他也有些了解。由于苏联政治集团内部的“左倾”风，也由于毛泽东的根据地与中共在湖南和上海的党组织之间联系不畅，毛泽东的处境仍然是风雨飘摇，因此无法解决党的困难局面。对于中共的以及莫斯科的一些人来说，在“高潮”这个词背后完全是空头理论。这种几乎是超越历史地认为高潮将至的前景描述，就像某些基督徒眼中的基督再来一样，在不信者的眼睛里，当前的情形与前景描绘相去甚远。

中共又向井冈山派来一个代表，目的还是为了纠正毛泽东，结果却大不一样。这个代表是一个不那么完全可预料的人，他没有指责毛泽东，而是入了毛泽东的伙，与之结为伙伴关系，这改变了中国的面貌。1928年4月，朱德到达井冈山。中共的极左路线导致他在中国南部遭遇一系列失败，队伍人数很少。但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指示他批评毛泽东的行为像《水浒传》里的土匪。上海方面觉得毛泽东过于重视军事。毛泽东试图代表群众像罗宾汉那样行事，而不是鼓励群众在他们自己的革命高潮中奋起。

这使一些旧式军官仇恨毛泽东，他们愿意为未来叫做民主的目标奋斗，但他们不希望在当时当地看到军队内部的民主。毛泽东作为将军很有战斗力，这是因为他是个外行，他的视角并不是纯军事的。

在江西，毛泽东修改了他的土地政策，以适应其人民战争政策的需要。“鱼”需要“水”，没收财产应该有分寸，不可疏远中农。对于处在共产党的修道院中的28个布尔什维克来说，绝望地摊开他们优雅而年轻的双手是件很容易的事。毛泽东采取的是一条“富农路线”。对于中共的头十年，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记忆，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受过伤。但另一方面，他们说的并非不真实。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批评在技术上讲是有根据的。毛泽东确实把封建的现实（例如氏族）织进了他农村领地的挂毯之中。毛泽东此时还不很通晓马克思和列宁。他的内心世界的确部分地还是《水浒传》里的世界。

毛泽东自己的健康观认为，核心作用是精神。毛泽东与长征路上的两名医生，傅连暲和姬鹏飞（后来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聊起了身心疾病这个话题。[14]他表示相信，有时人们可以只凭强烈的意志而活下去。[15]鉴于毛泽东自己每次生病都与其工作中的挫折惊人地巧合，他对疾病中超出身体以外因素的思索，是具有提示意义的。比如，1923年在上海（面对针对他亲国民党的态度的批评），一年以后在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当他失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位置时），在1925年冬以及1926年退至韶山时（在如何评价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上，他的人事关系日趋紧张），在1929年底（来自李立三的压力增加时），以及在1934年夏（当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冲突导致他实际上遭软禁时），情况都是这样。现在又一次，当他因张国焘而闷闷不乐时，焦虑又成了疾病的前兆。他整个一生都是如此。

参加长征的人开始具有预言家的光环。每一个新的英雄主义行为都似乎在证实，关于明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承诺是有效的。一切新的社会制度都必定从某种理想开始——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早期也不例外——共产主义中国的理想诞生于长征的血、汗和冰雪之中。他们激起新秩序后续建设者们的责任感。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如果没有年轻战士们每天的勇敢行动，长征不会成功；战士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可能成为其他什么人。运气也起了作用；如果贵州和云南的军阀集中力量要消灭红军的话，他们是能够办到的。但是第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的魄力和智慧。毛泽东在领导长征过程中所展现的政治才华，是他的远见卓识：他认为中共此后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担当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先锋。这项事业，把毛泽东主义的所有成分聚成互相关联的整体。它提出把大西北作为目的地，它提供了江西根据地惨败以后中共仍要生存下去的理由，它让共产党人走出了宗派主义的牢笼，使共产党人在无数不知道马克思是何许人的中国人眼中，成了爱国者。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共的领袖，并不单纯是依靠其组织技巧，也绝不是由于莫斯科的保佑，更不是因为发展出对马克思主义新的应用。他的崛起，是由于他专心致志和坚忍不拔，因为他把某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行动。

意识形态上的系统阐述是以后的事，是在毛泽东有时间通盘加以思考时候的事。

毛泽东抗日的方法后来被称为“人民战争”。人民战争让中国的军事传统颠覆了。它远不是把战争当作专门家的深奥技巧来看待，而是把这个任务抛给了普通人民。

在毛泽东身上，正在形成一种帝王式的气象。他感觉中国历史的重任已落在自己肩上，这就是为什么他已失去了从前的一些自然的东西。而他自负的特质，则变得越来越强烈。

“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毛泽东宣称，“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

“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在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毛泽东关于失掉延安的事时，他告诉她说，“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打败蒋介石，是因为他懂得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打仗的社会意义：你赢得了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你就赢得了胜利；而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毛泽东没有像蒋介石那样因为征兵和征粮而疏远人民。他的干部没有像蒋介石的干部那样，用一半的时间经营他们自己的窝。他也没有像蒋介石到1948年那样依靠外国人的支持。（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得到美国30 亿美元的援助；而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援。）毛泽东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发现，蒋介石在毫无诚意地宣布忠诚于自由世界的同时，在自己后院里自由却越来越少。毛泽东赢得了中国爱国者的支持，他们看一看四周就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走向崩溃与毁灭。毛泽东还赢得了另一些人的支持，他们宁愿对未来抱有模糊的希望，也不愿意忍受明显的令人厌恶的现实。

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认为除非干部们诚心诚意地和群众一起，像二重奏一样共同参与到事业中去，否则中国的革命就没有希望。

当党的官僚系统在60年代初把毛泽东当作“亡人”对待时，军界把他当作自己活着的恺撒。

在毛泽东的心里，林彪似乎已经取代刘少奇的位置。在林彪的心里，毛泽东是他通向未来的大道，刘少奇则是主要的绊脚石。表面上是平静的，但是新的权力现实，正在平静之下逐渐形成。（毛过于霸道得认为自己总是掌握真理的那一方，顺之则可逆之不行，可谓典型的刚愎自用，正因为这样的性格造就了他的威信，也是这样的性格使得其威信成为了他个人浪漫主义哲学的实践抓手）

文化大革命”背离了毛泽东以前试图要做的任何事情。毛泽东希望年轻人能具有的“政治经验”通过跟共产党作斗争而获得！

“大跃进”时，毛泽东相信可以把党当作工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时他不相信这一点了。他把小鬼儿们招呼来攻击共产党。毛泽东放出红卫兵，并且让他们确信“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邀请他们“砸烂旧世界”。

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限制红卫兵的活动范围，就像彭真曾试图把《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限制在学术争论范围内一样。但是，他们不敢谴责红卫兵的行为是无政府主义，尽管实际上确实如此。

他是在和一个比刘少奇和邓小平更大、更难捉摸的敌人进行斗争。他正在以他想象中的社会主义的名义，同眼前社会主义的现实作斗争；而他心中的社会主义，是永恒的斗争，他看到的现实，是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

刘少奇表现倔强。如果刘少奇像周恩来一样有杨柳般的柔韧性，分裂或许能得到遏制，但是他没有。1966年4月底，毛泽东已经开始挥起鞭子进行新的冒险了，而刘少奇在对一批阿尔巴尼亚人讲话时，没有一次提到“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字，甚至没有提到“毛泽东”！ [47]

刘少奇进行反抗最极端的一步，是他典型的组织观念：他试图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重新审议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但是，1966年不是党的规章条文能够胜利的时刻。毛泽东贴出他的大字报以后不久，就开始认识到事情的进展不对头。他承认了这一点。他或许喜欢这种混乱——他1966年8月说应该允许混乱继续下去——然而他和任何别的人都不可能对随之而来的伤亡和破坏感到高兴。[48]

“运动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10月份他向中央委员会承认道，“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49］到1966—1967年冬天，不断发生的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就像闪电劈向一棵树一样不可预知，“文化大革命”变成对一系列这类事件做出的就事论事的因应。当1968年到来时，它已经变成一种救援行动，尽管使用的仍然是好斗的语言。毛泽东的回应是越来越反“左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阶段，1965—1966年，是针对那些“遇到新问题的老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用词）。从1967年开始的下一个阶段，是针对狂热的煽风点火的年轻人，他们证明自己更善于破坏而不是建设（代名词是“极左派”）。《人民日报》仍在设法鼓励造反。然而，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关于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忠告。刘少奇在1968年10月正式被免职；此前很长时间，毛泽东焦虑的重点已经从刘少奇的错误转向“红小鬼”们的错误，他们打倒了刘少奇并希望“立刻实行共产主义”。

毛泽东判定这种程度的无计划造反是他忍受的最后限度。1967年秋，他像一年前反复说“造反”一样频繁地说到“团结”。他提到对英国人的袭击时说，这是“极左行为” [55]，然而他并没有去阻止。

经受一系列教训之后，毛泽东不像两年前那样确信造反有理了。他需要弥补损失。“应该挽救那些能够挽救的干部。”他在江西时阐明。

毛泽东希望有个新的社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其说他的驱动力是对未来的憧憬，不如说是要逃避他不喜欢的此前的状况。他寻求净化共产党，但是，红卫兵以为他希望用某种别的东西代替它。

毛泽东开始着手搞“文化大革命”时，他思想上已经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缺点做了一个诊断。他宣称，资本主义在卷土重来，必须在思想领域进行一场斗争——进行文化革命，否则经济可能会从社会主义倒退回资本主义。这个诊断大概是谬误的。

邓小平确实从不是个深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很少提到马克思或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并逝世于上一个世纪，”邓小平在一次少有而典型的评论中说，“他们是伟大的，但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全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