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史1926》读后感1700字

我想在介绍《性史1926》之前，先说一下它的编者——张竞生。
大部分人和我一样，对于张竞生都是陌生的，但是提到张竞生的一位朋友——汪精卫，这就人尽皆知了。然而汪精卫也并非是像我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投日的大汉奸。1904年4月，汪精卫等革命党人某次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张竞生参与营救活动。彼时的汪精卫还是意气风发的革命者，狱中赋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而彼时的张竞生也是生逢其时，在辛亥革命之后担任“南方义和团首席秘书”，而正是这次的谈判促使了清帝退位，封建皇朝终于崩塌。
功成名就之后的张竞生并未一路引吭高歌，继续加官进爵，而是持着中山先生的“实业救国”理念出国深造。初到国外的张竞生兴趣广泛，对与专业的选择游移不定，后来在蔡元培先生的引导下，专攻哲学，尤其是对美学感兴趣。后张竞生回国并草拟了“节制生育”条例，然被广州省长斥为“神经病”。后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在刚刚经历了“五四运动”之后的北大里，学术氛围良好，张竞生大放异彩。
1926年，是一个转折点，是戏剧性的一年。这一年的冬天，张竞生在《京报副刊》登启事——《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数百位社会各界人士投来稿件，张竞生从其中挑选出七篇，并在文末加上自己的精彩点评与研究所得，编为《性史》第一集。而后，春风得意的张竞生背上了“性博士”和“卖春博士”的骂名，被一众正经人士排斥和嫌恶。
这本《性史》历经坎坷，从最初的被人热议，到被批为色情书，下流书，而今又被正视起来。好在“谈性色变”的年代也已经过去，张竞生和《性史》均得以正名。
《性史》的诞生无疑是惊世骇俗的，篇篇都尽量做到了“真、美、趣”，你不得不感叹在军阀混战的民国，这是多么的超前与勇敢。封建礼教的镣铐还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手脚，而张竞生已经将封建的结界撕开了一条可透过光的缝隙，并且兴奋地告诉大家他所看到的冰山一角。然而就是这一角冰山，触碰到了大部分人那隐秘的不愿示人的一块领地，那些已经在混乱年代里动荡不安的心，已经无力再接受另一种动荡了，只能按下不表，只能将它视为是洪水猛兽，视为肮脏龌龊，然后无比粗暴地忽略和忘记它。
在《性史》中对于性心理，性冲动和性经历的描写毫无猥琐的踪影。所读之处，无不是诚实与坦然。佛家讲“食色性也”，弗洛伊德也讲“性欲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当我们“谈性色变”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在竭力隐藏和压抑人性最真实的部分呢？何尝不是在追求形式主义和阳春白雪式的思想纯洁呢？更何况，纯洁自是不必谈的，不过是闭口不言而已。
我想每个人在幼年时候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我们从哪里来？得到的回答大约总是：从肚脐，从垃圾堆，从石头缝儿......我小学的时候读到家里的一本外国文学——《巨人传》，里面有提到母亲从耳朵里诞生下一代，而我又不敢去向母亲求证，以至于我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感觉到耳朵很神秘，后来我母亲给我挖耳屎的时候，我总是表现的很排斥，很羞涩。现在想来，全因为无知。我的一位好友同我讲，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告诉她，是从垃圾堆里将她捡回来的，故而她从小到大都及其害怕再被“丢到垃圾堆”，从不敢表现出同龄人的恣意，撒娇，任性，因此养成了一种时刻需要讨别人开心让周围人高兴的“讨好型人格”。由此可见，对于性的回避，不仅没能让我们思想纯洁，接近神性，反而极有可能造成性格缺陷。
还记得2017年自杀的台湾作家林奕含吗？她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写道，思琪问母亲：妈妈，我们家为什么没有性教育？母亲回答思琪：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的人准备的。母亲不知道的是，年幼无知的思琪已经被语文老师李国文诱奸而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她的避而不谈堵上了思琪想要倾诉的渴望。在性的教育和开放性讨论的学校里，大部分人都逃课了，老师和学生都觉得还没开学。
最后，虽然《性史》的出现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本小册子里面有许多的观点是与现代生物学和现代医学相悖的，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前瞻性和冲击力。把不敢面对和正视的东西摆上台面，加以讨论，以求个明白，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