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的陈寅恪在清华放出过“四不讲”的豪言。他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说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并非狂妄书生吹牛皮，而是真正做到了。尽管不少学生回忆陈先生的课比较难懂，但都听得津津有味。陈寅恪的学问功底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博学只是陈寅恪的一面，他的另一面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与“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处世之道。他自己提出的“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的做人原则，自己贯彻了一辈子。哪怕是因战乱流离失所，因动荡而贫病交加。哪怕是疾病缠身，遭人诋毁，陈寅恪都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在学术之路上前行。自古文人多相轻，近代学者中自然也有不认可陈寅恪的，比如钱钟书。但更多时候，陈寅恪还是被大家当成“公子的公子，教授的教授”，并被认为其学问是“近三百年一人而已”。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标榜自我，恰恰相反，这个盛名完全是别人给的。在这本书中，陈寅恪谈史学，他对关陇集团，对武则天当权，对山东豪杰为何能在唐朝强势崛起，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谈儒学，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分析其利弊。他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他看来，古老的华夏文化的巅峰在赵宋王朝而不是大众公认的李唐王朝。他谈佛教，认为佛教最大的特点是有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他谈哲学，提倡“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的理念”即结合古人所处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其思想学说，同时也要求研究者不能将自己所处的环境当成古人所处的环境，将自己的哲学思想附会成古人的哲学思想，不这样来，就不能称之为严谨的治学。他不赞成激进的新文化运动，他提倡以中正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差异，既不激进破旧，也不固步自封。在陈寅恪看来，热爱传统文化的根本原因是，儒家中庸哲学中的伦理精神与理想人格是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具有超时空价值的内核，是民族文化的基石。陈寅恪的可贵不仅在于博学多才，更在于其做人修养。带着“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光环，他无论遇到怎样艰难的环境，哪怕是腿断目盲，也不曾停止治学。向这位大师致敬！n

近日学得一观点，深以为然，即书籍是作者个人的自白，报刊是群体的自白。阅读此书，颇有疑惑，这到底是陈寅恪先生的自白，还是季风先生的自白。如若是陈先生的自白，此书有没有偷工减料之嫌，如若是作者的自白，又有多少是作者的私货，不得而知，估且读之以存疑。关于怎么继承和发扬或改革儒学的问题，在陈先生所处之年代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国人对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积弱积贫进行反思时，文化思想因素终将进入历史的反思熔炉中拷问一番。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继承和发扬的争议凸显，是以西学的原理和方法解构国学还是以遵循佛学中国化的范例改造和丰富国学的纷争不断。个人感觉陈先生的观点放在当下是再正确不过，但放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就显得不合时宜。当时之中国，主要目标在于救亡图存，社会需要一种变革，而非一种等着老蚌腹肉的沙粒孕育成珍珠。时下中国有能力有实力进行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建设，陈先生所坚持的坚守的方法和观点，理应得到重视。

读完这本书由衷佩服这些国学大师，从做学问的严谨到为人处世的坚毅，处处让我感到灵魂深处的震撼。从书里我仿佛看到了大师的一生，更是学到了很多实用哲学，比如陈寅恪引用苏轼的话：“成事在理不在势，服人以诚不以言。”他认为，诚信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个人失去了诚信，就失去了灵魂。再如引用孟子的话：“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陈寅恪先生看来，勤奋可以治疗懒惰，谨慎可以治疗骄傲，而比这两者还重要的则是诚信，因为诚信才是人们的立足根本。当然还有做学问时的严谨，作为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古典文学与历史的研究独具一格。他研究古典文学时，并不局限于鉴赏诗词戏曲小说，而是打通了文史哲，将历史社会研究带入到古典文学研究中。“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就是他常用的学术手法。总之，读完这本书很多感悟，也想向这位晚年失明腿残还坚持完成著作的大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