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市场》是这套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中唯一一本跟经济相关的。经济好像是个横亘在文理之间 的交叉学科：一方面长期和哲学纠结不清（老妈作为七十年代大学生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另一方面又以数学模型为工具。上大学时和隔壁宿舍经院的同学相熟，一起上自习时发现化学系的理 科生们居然学高数C（我校生化医农方向都是学数C，这在高校里据说也很鲜见的）而经院的文科生们却 对着高数B的课本眉头紧皱，大家对此普遍是槽点满满。刚读到这本书时回家跟老妈讨论，尽管认为当代中国经济模型是基于西方理论基础，马政经的许多论点在如今有些过于简约宽泛，但她对现今若干经济 学家们殊无敬意，据她看来，这些人的观点只在一定情况下从某种立场看去才正确，常常闹出察秋毫之 末不见舆薪，只见树木完全看不见森林的笑话，不过我想这也是面对复杂经济现象在所难免的。

    这本书一共选取了13篇访谈，其中2篇主谈农民税负和农村土地问题，这说明农业始终是涉及国家根 基的基本问题；2篇谈国际经济形势，反映出如今的中国已是东亚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讨论未来经济路 线：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杠杆，占去了4篇的篇幅；剩余5篇则讨论了当今社会最突出的社会表象-收入分配 问题。

    曹锦清是77级高考大学生，有着那时代学者固有的审慎凝重。访谈中，他竭力强调着中国三农问题有复 杂性：具有政治学（村民自治）、法学（司法下乡）、农业经济学（承包制度）、社会学等许多方面； 有重要性：虽然中国从产业结构税收结构来说是工业国家，但从从业结构上来说，仍然是农业社会，解 决中国问题，仍然绕不开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更有着紧迫性：八二宪法确立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大大 影响了其后三十年农村建设，这种制度虽然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但同时带来了公共品供给萎缩，土地存在继承性， 朝着私有化的方向缓慢迈进（十九大再次确立了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意味着这 种中间状态价继续持续）。2004年城乡一体化建设，取消农业税，标志工业开始反哺农业，随之而来出 现了农业县地方财政吃紧。。。种种现象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华中科大的贺雪峰教授同样站在保守立 场上：虽然大体上赞同农村土地流转，但他竭力反对资本介入造成的土地不可逆流转。他认为目前农民工年轻外出打工-年老回乡养老的模式成功地避免了中国形成印度南美式的城市贫民窟，保障了农民生活 水平。他甚至称赞说回到土地的权利是农民的基本人权。当前我国的地利共享制度：所有权在国家，使用权在农民，保证而非阻碍了中国高速发展。即使是所谓土地自由交易的国外，具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 在使用上仍然受到各种隐性管制。新自由主义的放任型土地流转是彻底“天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的对 国家和农民不负责任。

    探讨国际经济的两篇都是采访复旦大学的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韦森。第一篇谈赤子加剧和标普评级下降标识的所谓的美国债务危机，虽然表面上看是美国政府运作不善，但韦森认为真正的根源在于第三次科 技革命带给世界经济的推动力面临衰竭，全球经济将面临长期萧条，这是全球所即将遇到的共同问题。 然而这时美国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地实行大政府（雇员膨胀）、资金救市政策，不过是生搬硬套罗斯福 应对大萧条的经验。然而即使是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债价格不降反升，这充分说明全球化已经发展到了各国经济相互高度依赖的程度。同时，韦森吐槽当前央行的外汇管理制度：强制结汇，积累美元，超发 人民币，建议国家停止强制结汇政策，让美元贬值的风险由买卖方自行承担；用现有外汇储备去购买资 源，投资美国的房市。第二篇谈及欧债危机，他认为政党政治造成执政党给开出的“富人减税穷人高福 利”的支票是其根源，人口老龄化更加剧危机。对此，中国应该趁机进口欧洲产品，鼓励人民消费欧洲 高档货，借机实现美元储备清仓，那些购买欧洲经营不善企业的做法反而是头脑发热。

    收入分配不均是当前最明显的社会矛盾，然而不均的根源、现状程度、解决办法却是众说纷纭：自诩为劳动者代言的汪丁丁认为目前劳动者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人们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转型，而非相应带 来的劳资问题。另外，国内劳资问题似乎是个问题：政府管得很细，却紧抓着权限不放；本该由工会承担的劳动者-用工者沟通的责任也似乎被完全忽视。反之，张军则是相信水到渠成的乐观主义者。他认为 地区收入分配不公平才是最大的不公平（地区间收入差距大于地区内收入差距），政府从2004年开始关 注农民收入问题已经是在努力减少收入差距，只不过农民们在网络媒体方面缺少话语权。政府通过进行 生产性质的花费，例如基础建设医疗教育等进行工资均衡实现再分配。另外，对于差距本身张军提出存在合理性，即差距只要是可以解释的就是合理的，它是促成效率增进、结构变迁、经济增长的源泉。最 后他乐观的表示，只要经济快速增长，收入不平等问题一定能够解决。极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陈志武 则有完全不同的意见，他将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完全归咎于政府控制的户籍制度、国企垄断、过度干 预，具体表现为高房价、高赋税、高垄断国企利润，唯一的良药就是加强市场化：资本市场推动国退民进，汇率制度彻底放开，进行税制改革将征税权归全国人大所有，最后是政府消费公开透明。陈开出的 这副药方已经超越收入不均本身，涉及了经济路线的问题。如他做石破天惊之语：并没有诸多经济学家 沾沾自喜的中国模式，中国的经济成就不过是经济改革顺应世界潮流的自然结果。收入分配不均的表象 背后是根源的制度问题。相比之下，黄亚生的态度又温和了一些，首先他以邻为镜以史为鉴，列举东亚和拉美的例子指出城乡分布不均仍是目前贫富差距的主要表象，经济增长起先会带来贫富不均而到一定 程度后又会消饵差距（这难道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十年也是分阶段 的：先是制造业高速发展的农村创业十年，接着是市场经济模式下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五年左右。这期 间主要是在改革历史问题，因此收入增长很快，贫富差距没有明显问题；然而之后的十五年，中国是见招拆招地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当前政府的主要任务还是发展农村城市化建设（当然作者十分吐槽 目前房产化式的城市化），平稳增加劳动者收入，仅靠行政命令提高工资是毫无意义的。税收被公认是 政府平衡社会收入的重要杠杆，我国的税收水平究竟如何也是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韦森对我国的赋税有很尖锐的观点。他提出，中国的赋税（包括直接赋税和第二财政：土地出让金等）已经高 到相当的程度，居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接近持平。为了避免滥用征税权的状况，应努力推动预算民主 、税收透明、税收消费透明三点。纵观历史，人民争取宪政权本来就是围绕征税权和政府财政支出审议 权而展开的（苏格兰人民对英国国王），跟普选并没有太多关系。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大职能政府的凯恩 斯主义和倡导尊重市场秩序的法治政府的哈耶克两条路线。在我国，人大将征税权赋予了国务院，国务院转给财政部，财政部转包给税务局。层层拐弯，难以管理，更难以撼动利益者，加税易而减税难；至 于如何花钱，当前政府太多的投资在铁公基（铁路公路基建），而非给人民更多选择权的医保社保，其间存在大量暗箱操作，也缺乏各类监管。

    一切问题讨论到底，绕不开根本路线问题，就好像两个凡是和实践真理标准一样，决定了一棵大树未来 的成长方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或许就是当前必须直面的路线问题。香港背景的张五常赞扬中国改革开 放的正确道路转向，欣赏强力政府尊重甚至推动市场运营的县级竞争制度带来九十年代增长奇迹。他反对新劳动法，歌颂赤裸裸汗淋淋的原始积累过程带来的国家发展，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从 台湾教育背景泅海而来的林毅夫是强力政府的崇拜者，他坚持政府掌舵才能给市场以正确程度的干预， 所有制等问题都不重要，开放竞争环境才是最重要保障。消费不带动经济发展，政府导向的大规模投资 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发动机。反之，大陆的茅于轼却持强烈批判旧体制的观念。（虽然是经济学家 ，但茅于轼有些言论未免涉政过甚，他曾说过：反毛派的看法不全面，但基本符合事实；还曾经在《把 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中有过激言论）可能是经历过混乱的一代人，他痛定思痛强烈反省过去的错误坚决捍卫市场。他认为，市场本身的运作真正利于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市场不解决公平的问 题（天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公平是政府和民间的事情。另外，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紧密相联的 。更加激进的张维迎，我觉得可以称之为市场的信徒。因为一般人都是市场达尔文主义者，即市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讲究温情与公平。可张维迎确认为市场是自然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市场能够均贫富吗？ 不明白依据何在），政府才真正的不公平，因为没有监督和竞争。每次经济危机过后， 政府的力量都在 加强，不对称机制使少数人获利，而大多数人损失少许成本。中国就有着反市场典型表现：国企越来越大，强榨资源，频频进入私营领域，不承担损失的责任。

    这本书看到最后，让我自然联想起佛经中某故事：《长阿含经》卷十九：有王告大臣：“汝牵一象来示众盲者。”……时彼众盲各以手触，大王即唤众盲各各问言：“象类何物？”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萝菔 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臼 ”；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没错，正是盲人摸象的故事。不过即使如此，倘若能集众盲者的描述，我们最终能一窥大象的全貌吧。

读《国家与市场》笔记摘录n这本书是《东方早报》周日文化副刊《上海书评》里曾经发表过的经济类文章的精选，里面收录了记者对张五常、林毅夫等著名经济学家的采访，记载了近10年前经济学家们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形势和经济现象的一些深刻分析和独到见解，放在现在看某些观点仍不过时甚至应验了他们的预言。这里摘录精选中的精华。《张五常谈中国经济30年》：中国经济80年代的转变，主要得益于由等级界定权利转到由资产界定权利，承包责任合约的出现帮了大忙。90年代奇迹就是邓小平南下以后，县的竞争制度开始形成，90年代后期到2007年经济发展的非常快。我反对新劳动法，中国穷人的唯一出路，是要有一个制度能给他们每个人有自力更生的机会，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不能靠福利经济养人。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是农产品价格一定要上去，农民的知识一定要提升。等到中国最穷的农民都有不错的收入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改革就算圆满成功了。《林毅夫谈市场经济与有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上，西方实际上没有一本真经，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未必适合于发展中国家，我们讨论问题时，不能被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束缚住，与其简单讨论说政府干预好还是不好，还不如总结哪些地方政府干预过度，哪些地方不足。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因此必须具有“常无”的心态，抛开任何现有的理论，深入研究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提出真正解释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理论并制定出真正与时俱进的有效政策。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等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本身就包含着理念、理论、思维，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世界更好地解决各种问题，这样才算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在政府的作用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是希望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结构主义的“过”之过，以及华盛顿共识的“不及”之过。《汪丁丁谈劳动工资与经济转型》：如果不尽快改善劳动工资偏低的情况，受到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就将长期严重短缺，中国将永远丧失经济转型的历史机遇。中国人习惯于把政府当成父母官，什么事都让父母官解决，这是最可悲的现象。政府不可能直接参与制定工资，因为政府不可能掌握企业内部的信息细节。政府要鼓励劳动者维护自己的权益，别越俎代庖。前者是所谓“四两拨千斤”，后者是所谓“事倍功半”。第二，老百姓也不要时时处处指望政府主持公道，要自己维权，斗争，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市场经济，否则你就永远进入不了市场生活。《张军谈收入分配改革》：左派一贯主张要从高收入者那里下手，采取税收等政策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我认为左派的观点过分追求政治正确，在理论上却错的离谱，往往没有任何理论和依据，没有把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考虑进去。经济学家必须而且有社会责任去考虑更长远的东西，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在中国现在对很多问题的讨论都有缺陷，既不注重数据和科学的分析，更不注重理论，缺乏理性和公开辩论。而媒体往往把问题渲染、扩大化。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当下：（1）要始终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2）要用理论来分析问题；（3）要拿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张维迎谈政府与市场》：如果你想活得幸福，你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使别人幸福，按照市场的逻辑，你是不可能幸福的。这就是市场与政府行为的根本差异，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个人和企业完全不一样，它是靠税收，税收有法定的强制性。市场的缺陷其实就是人的缺陷，但不能因为市场的缺陷而丢弃市场，这不解决问题。不存在一个理想制度，市场经济也是如此，我们只能在可行的制度中做出选择。麻烦的是，你没有机会证明它，任何充分证明都需要足够的耐心。计划经济不行，我们已经给它足够的时间；但中国的真正市场经济只有十多年时间，应该给它足够的时间。市场的不完善，都是人性的不完善，不能因为人的问题而否定市场。《黄亚生谈中国经济模式》：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成功经验是，中国的发展类似东亚各国，比如土地改革、民营经济的支持和教育卫生方面的投入；欠缺经验则可以在拉美国家找到影子，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到挤压，消费低，收入增速低。中国要朝着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前进，而不是走回头路，即便步子慢一点，也是好的。看一个国家是否成功，除了经济增长，还要有其他指标提高，比如社会公平、政治稳定等，如果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有非常严重的社会不公等情况出现，这个经济增长模式就是有问题的，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韦森谈美欧债务危机与中国》：美国政府债务问题仅仅是一个表层现象，真正危机的是背后的美国经济本身，更折射了西方民主政制本身的深层次问题。现行西方民主政制中，任何一个政党要上台，都需要尽量满足所有选民的要求。一方面会对富人说，你们选我上台，我会给你们减税；另一方面则对穷人说，你们选我上台，我会提高你们的福利。这样的制度运作所导致的结果是，每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都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又要减税又要增加福利，只会让政府花的钱越来越多，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关于如何尽量把我们巨量的外汇储备花出去，我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买外国政府国债（美国、日本或者其他国家）。第二，大量买资源，买石油、黄金和其他类资源。第三，鼓励民间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去买房地产，去新西兰、澳大利亚买农场、矿山。但购买西方企业，却要特别小心。经常出国的人大都感觉，中国的奢侈品价格可能是世界上最贵的，远远高于东京、巴黎和伦敦。结果，现在中国高收入的人一波一波地出去旅游，多是跑到香港、新加坡和欧洲去买奢侈品。如果关税降下来了，上海、北京和一些其他大城市的进口奢侈品价格下来了，人们就会在国内买了，没必要再花机票和旅馆费去欧洲和国外买。与其把这些钱都花在欧洲，花在路上，还不如降低关税，让欧洲奢侈品直接来到中国，那样中国的商家还能赚一部分零售的钱。

地区间GDP竞争在2000年前成就了中国的奇迹。但2000年后，gdp竞争越来越多表现为寅吃卯粮只管借不管还，低效率高举债投资，只管一时GDP而不管长远发展，不顾债务黑洞的劣质竞争。

如果不去除地方政府以债务黑洞刺激经济的做法，财政收入必然是不够用的，哪怕再加征十种房产税也不够。

您提到，县的竞争制度就是中国经济的奇迹所在，乍一看县挺不太起眼的，平时大家都说北京上海。

中国的劳动法是极温和的，对资本极友好的，极具世界产业竞争力的。法定最低工资制度仅仅只是名义上的，远低于市场上的实际最低工资。当然，我们的五险占比的确是过高了。

新《劳动合同法》一提出来，我就大发脾气，一亿劳工回去乡下，到现在很多就不肯出来，工业也闹民工荒了。

二战后，凯恩思主义横行，主球主要经济体的政府机构均快速膨胀。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富豪全球逃避税，实际税负远低于中低收入打工族，通过多征高档轿车、游艇、奢侈品税收，寓税于物，既非常合理，也极为必要。是增加还是降低相关关税，应当从奢侈品实际缴税额最大化的角度考量。

与其把这些钱都花在欧洲，花在路上，还不如降低关税，让欧洲奢侈品直接来到中国，那样中国的商家还能赚一部分零售的钱。

更严重的是，压根没有人想解决这个问题。农民进城打工，城市财政受益；但建学校，搞社保则要城市出钱。在城市财政可以自己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当然只想要挣钱的事，而推开要花钱的事情。

在道义上我们很难不同意这种说法。权利确实是应该平等的。而且，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已经做了那么多的牺牲，再把他们的子女堵在中国的城市化之外，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这个问题确实很难找到一个单一、快速的解决方案。

本世纪以来，全球各主要国家政府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扩张。

本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扩张。在过去十年中，联邦政府开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政府雇员（除军队外）增加了约百分之二十。政府机构在膨胀，经济却没有多少起色，这就有问题了。

越穷的时候，越靠低价获取粮食以出口创汇换机械设备。

第一个阶段是向农民、农业提取剩余来进行工业化、城市化

资本挟公权力介入土地大规模流转，实际上不可能尊重农民意愿，往往有强制或半强制行为，甚至暴力胁迫。

资本介入的不可逆的土地流转将使农民退无可退。

过去40年，甚至几百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强制计生与严重少子化。

大陆五六年内（2025年前）年出生人口降至1200万以内，十年内（2030年前）汉人年出生人口降至800万以下。以后每25-35年，汉人年出生人口下降30%—60%。100年内（2120年前），汉人年出生人口将降至200万以内，占世界年出生人口的比例将低于2%，相当于当前朝韩民族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

汉人萎缩后，老年人必然要求大量引进移民以降低医护、保姆、劳动力价格，提高护理、家政服务的可获得性。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黑绿鸠占鹊巢，汉人在失去人口后必然失去祖辈繁衍生息的故土。

强制计生和严重少子化是两百多年来中国最大的事件，没有之一。强制计生和严重少子化的影响远大于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战、建国、改开。毕竟，除少子化外，其它事件不会导民族萎缩和消失。

在出生人口大萎缩之际，经济发展变得毫无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经济成就都只是给外族的嫁衣。

邓的强制计生足以使其成为两百年来，甚至上千年来，汉族历史上的最大民族罪人。

人口老化，永远停留在老龄化之前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