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精装版）》_精选读后感2800字

这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中译则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数人推荐，终得在“战疫”宅家的特殊时刻刷完第一遍。现已买回实体书，需详读。只是，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才识浅薄[捂脸]
第一，本书写法独特。作者在写作框架上不落窠臼，放弃了一般史书的写作范式，既没有采用编年体写法，按照历史纪年挑选重要的历史事件宣泄笔墨，也没有简单的按照纪传体写法，挑选重要人物大书特写。他截取了明朝的一个普通年份——1587年为着墨点剖析历史横截面。用显微镜+望远镜的方法看待历史，尽力做到还原历史真实。
作者从看似一片太平的万历十五年中，管中窥豹，对六位大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的遭遇分别分析，从政治、军事、财政、思想等方面徐徐展开，论述了明末政治制度中以道德解决技术问题的弊端，挖掘出历史深处凝积的无法逆转的症结。
第二，作者提出了大历史观。
作者看待历史的方式颇有系统论的味道，能够从全局、系统的高度去俯瞰整个历史，能够重点从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和影响这些关系的众多要素中去看待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命运，正因为没有将过多精力放在人物本身的个性和特殊性上，所以也就没有被迷失在众多无关紧要但是颇能误导方向的细节之中。而正是这样的角度和思维格局，才为作者那为众人所称道的大历史观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和基础。进一步讲，如果没有这样的系统化思维，作者的通过分析典型性样本、进而发现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最终得出结论的写作手法也将无法形成。
第三，明王朝的问题出在制度设计上。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了文官治天下的先河。到朱元璋的时候文官治天下达到了巅峰。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创造了极低薪官员制度，诛杀功臣，打击豪强经济，卫所东西厂恐怖治国策略，小农治国理想。到了朱元璋的后世子孙再也不能唱上另一个高八度。
文官制度让人扼腕。所谓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是一群空谈清议的知识分子，掣肘经济、军事甚至是帝王家事，自私自利，看着唯有叹息。
第四，明朝表面上亡于崇祯，实际上亡于万历。
万历皇帝自幼勤学好读，长大后也是有一番雄心的，可是真正想做点事的时候，他才发现受制于种种掣肘，没办法按自己的意志来办事，他只是一个“傀儡”。
文官集团不断以劝谏的名义，批评他奢侈懒惰、只顾个人享乐，甚至连他的私生活也一同批判。
文官集团所代表的，是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思想，是一种巨大和沉重的道德观。
在无数的束缚和管制之下，他手中的权力不仅不是万能的，还会带来无数的烦恼。他已经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种机构般的存在。而万历皇帝自身亦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最终他选择“无为”，躲在深宫之中，再也不过问政事。
万历皇帝创造了一项不光彩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二十八年不上朝，这样的明朝不亡才怪。
第五，一条鞭法最终鞭向了广大农民兄弟，造反层出不穷。
张居正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改革家，治国能力毋庸置疑，在他担任首辅的期间，深获万历皇帝的信任。所以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也颁布新政，整顿赋税，进行了一场继秦朝和隋唐之后最深刻的改革，开创了万历新政。
为了有效贯彻他的改革，他选择安排自己的亲信官员担任各地方官员，让他们协助自己完成政令。落了一个滥用私臣、任人唯亲的口实。而且，张居正的新政过于激进，经济体制改革严重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文官集团对他的怨气非常之大。到他去世，文官集团马上对他进行清算，奢靡的生活也确实给人留下口实。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最终张居正遭到抄家、身败名裂。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接班，他深刻地认识到，文官集团的平衡，是关乎这个国家能否继续走下去的核心问题。他甚至明白，一项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主要在于它能否令文官利益集团整体感到满意，而并不在于政策本身是否合理。
整个帝国只要能够在基本保障全民温饱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就行了。正是抱着这种妥协、左右逢源的心态，申时行在各种利害关系上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变得首鼠两端。
申时行坚定了用妥协和调和的态度，即所谓”从中调剂，就事匡维”。这种圆滑的处世方式并没有让他落得太好的下场，最终在文官集团的不断攻击下辞职。
第六，道德评判代替技术和法制，帝国气数已尽。
海瑞是一位底层出身，但却有带有传奇性的人物。他毕生都恪守着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同时也极度重视法律的标准，他尊重法律、执法不阿，主张忠实地体会法律精神。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
他试图以一己之力来证明法律的价值，并以法治的标准来管理自己的辖区。可惜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他的作为已经触动了众多官僚的既得利益，性格耿直的他在官场更难以与他人相处。
公正廉洁的海瑞奉献了一生，却无法从本质上解决制度上的问题，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拿不出根治国家的办法。
戚继光是一个军事奇才，他一生战功卓著，军法严明，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体现了他卓绝的建军能力，他组织的新型军队有效地打击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
但是，戚继光的军队从性质上已经带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从“戚家军”之名中就可见端倪，这和明朝的军队制度有着冲突，在文官集团眼中，他的新军已经成为国家威胁。
文官集团的观念中，不可能把力量作为权威，这必然导致文官和武官的对立和冲突。武将需要决断和极端，而文官崇尚中庸之道，标榜稳健和平。此时，帝国的政治思想基础是孔孟之道，军队在这种一元化的制度下，地位必然沦落到历史的低点。在整个帝国重文轻武的风气下，戚继光的悲哀命运是可以预见的。
李贽是本书提到的最后一位人物，他从小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长大成人，他看出了当时的伦理道德已经极度僵化，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
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可是另一方面，从他非法收入的获得、对宗族的照顾中又明显看出他难以和心中固有的传统思想决裂。
他们所受到的教养，都要求发扬为公众服务的精神；然而一旦接触实际，这种精神常常只是海上神山，或者干脆销声匿迹，这使他成为一个极为矛盾的哲学家，最终他也在这种自相冲突中自杀于监狱之中。
万历十五年前后，帝国表面风平浪静，可惜这只是粉饰出来的太平，帝国运行的轨道已经僵化，以文官集团极度推崇的道德观念来取代真正的法治，以道德的名义解决技术问题，导致在治国上的种种弊端。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替代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种弊端也最终将明帝国推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