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甲骨文系列）》_读后感2300字

《中国1945》一书中，作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在大量史学资料的基础上，回顾了二战结束前后中国战场上那段波云诡谲的政治岁月。在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日军正节节败退、战争结局逐渐趋于明朗、战后秩序急需重建的当口，发生了以中共和国民政府为核心、美国和苏联为重要推手的一系列政治和外交活动，这些事件最终影响了中国政治的走向和中美未来关系的构建。

作者聚焦于1945年这个转折时间点，中美关系转折的系列“前因”均发生在这个年份，美国政界高官始终无法达成对中国政策的统一，中国通们倾向于将中共作为一个合法党派直接接触、以在中共与国民政府间建立一个妥善的平衡，而以时任中国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外交官员则坚定支持国民政府，强调国共合作下以蒋氏政权为主导逐步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美国在一个模糊、左右摇摆、缺乏长远规划的中国政策中丧失了对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施加影响的可能，中共和美国从彼此间互相期待、抱有希望到最后走向对立、直至完全敌对。

1944年底、1945年初，中共一直对美国抱有期待，这种期待一方面源于希望获得美国政府直接的军事和物资援助（而非全部援助国民政府），以增强中共的力量；另一方面期待中共获得美国的合法承认，以促使美国政府在即将到来的国共权力斗争中保持中立。

彼时，中共展示了民主温和、充满善意的姿态，欢迎美方记者（如斯诺等人）、外交官员长期扎根或随时造访延安革命根据地，允许与中共高层官员面对面的访谈交流，可以在中共的陪同和保护下全方位记录中共、红军和辖区人民，以通过美国人之口与笔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传递中共的民主和开放。

中共主动向美方张开怀抱，中共最高领导层向外界传递信念坚定、热情开放的政党形象，刻意降低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摩擦，营造中共与苏联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即表示中共渴望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非苏联的一党专政政府），试图影响美国政界保持对中共与美国交好的热切希望，以此混淆视听，为中共赢得更多支持。

中共意识形态下的政治需要和权宜之计，获得了预期的响应和回报。美国驻华外交官员曾谈道“中共是‘红皮白心’，而非绝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暗示中共属于美国可以拉拢交好的对象，以避免中共彻底倒向苏联，成为共产主义苏联在东亚的卫星国。事后这些中国通们不得不承认当时对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作出的重大误判，即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共产主义苏联的绝对一致性，中共对美国的“暗送秋波”贻误了美国人作出正确抉择的“战机”。

但美国外交官员、军事将领、记者在中共苏区的见识和经历却真实地反映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差别，也影响了他们的判断。他们造访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革命圣地——延安，亲眼所见中共所在地简陋朴素的工作环境，与国民党穷奢极侈、讲究排场的环境相对比而深感震撼。面对面与中共、红军领导人（毛、周、朱、彭等）进行了恳切热情的交流，而国民党人普遍好大喜功、各怀鬼胎、表里不一。在中共控制区域（主要是华北区域）普通人民对中共和红军拥护、爱戴，而国民党统治区域内集权专制横行、秘密警察到处监听暗杀、压制民众言论自由。中国工农红军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军容整齐、信仰坚定，完全由中共统一领导；而国民党军队内部军阀林立、各自为王、利益至上、军纪涣散，使得国民党中央政府无法形成对军队的统一领导。

种种差别下，这些中国通们虽误判了中共意识形态特性，但其见闻和经历仍另不少人相信抗日战争结束后，赢下国共内战进而解放全中国的将是中共而非国民党，即便彼时国民政府蒋氏政权依然是国内外认可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即便彼时国民政府掌控了几乎所有的大中型城市和国家经济命脉、即便彼时国民党军队拥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团。因此，他们建言——“希望美国政府在中共和国民政府间保持平衡，双面押注，以获得未来统一政权与美国的友谊”，忽略意识形态因素，这个建言是符合美国战后利益的。

美方政界、外交官员一直试图在中国构建一个国共合作下的多党制联合政府，以建立一个符合西方意识形态、亲美的民主国家，国共将在民主选举的政治文化下公平竞争，赢家执掌政权而输家则等待下一次选举。毫无疑问，这是不懂中国历史、不了解中国赢家通吃的政治文化传统，而国共对此均心知肚明，赢家将获得丰厚的奖赏（全中国），而输家则永无翻身之地。因此，国共之间的矛盾不仅在于过去曾出现的血腥仇杀、疯狂围剿，更在于对未来政权这一巨大“馅饼”的争夺，自然美国也无法调和这个终极矛盾。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一举击溃日本精锐部队关东军，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2颗原子弹，苏联和美国的强势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抵抗意志。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时期敌人的敌人被视作盟友，但如今这个敌人倒下了，曾经的盟友——苏、美关系开始恶化，中共、国民政府不可调和的矛盾开始显现。美国开始意识到中共、苏联意识形态的绝对一致，标志着美方国共合作下多党联合政府的中国政权设想彻底破产。

获得苏联“老大哥”和解放区人民信任支持的中共、渴望大权独揽的蒋氏政府开始调兵遣将，争夺日本军队投降后的权力真空；期间虽在美方中国大使马歇尔的调停下，达成了停火协议，并进行了多次国共谈判和民主协商，但其实都是国共为争取时间的“障眼法”。国共内战已迫在眉睫、一触即发！

历经4年的国共内战最终以中共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而告终，也标志着支持国民政府的美国在中国的全面败退，致使中美关系在长达25的时间里始终处于敌对状态。从这个角度而言，中美关系的“后果”是1945年当中中共和美方一系列外交政治活动这一“前因”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