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测和偏见：何帆阅读笔记》_精选读后感2700字

表面上人权是由人决定的，但实际上，存活下来的人种本身是大自然的天道选择。而存活下来的人类族群，有很多权利是共通的，比如都有类似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的方式来保障基本人身与财产权利，比如配偶制等。我们可以认为没有这些权利的族群都被上天灭绝了。这些权利就是天道，或称天赋人权。

“自然”未曾认真拜读过《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同时追求自由和平等，是一种虚妄：若有无节制的自由，必有不断扩大的不平等；若要人人平等，必然会限制某些人的自由。借着杜兰特夫妇的思路再往前推进一步，不妨认为，制度的演进和基因的变异有着同样的机制。大部分的变异都是盲目的、失败的，正如大部分的变革都是草率的、粗暴的一样，幸存下来的变异只是碰巧得到了自然的青睐。历史中胜利者战胜失败者，也大多充满了偶然性的因素。

所有健康的家庭、民族、国家，都有一种为了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和利益克制自身欲望或利益的牺牲精神，这样财富才能一代多过一代。直选民主下，吃光祖宗饭、吃绝子孙粮成为个人、社会、国家的普遍选择。消费主义、纵欲主义横行，“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选民、官僚、元首行为极短期化正成为欧美东亚的流行病。

民主制度还有一个易于被人们忽视的地方，那就是不同世代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契约”，只有当这样一种相对公平的“社会契约”建立起来之后，才能保证稳定的长期经济增长。

西方世界的四个支柱，即民主、资本主义、法律和公民社会，都显出了破败之相。

金融行业的监管是这样，其它行业的监管也是这样。监管的繁杂化是官僚制度的走火入魔的表现。法律法规由简明到繁复，由注重实效到注重文案上的完美。逐渐严重到换总统也无法冲开法律与官僚的桎梏，必须改朝换代，推倒一切法律重新开始，才能获得新生。

从历史经验来看，有效的金融监管并非越琐碎越好，而是越简单越好：规则要简单，但执行必须有力。由于金融体系复杂多变，在监管的时候，灵活的权变往往胜于僵化的规则。

或许中国是第三类法律制度体系，即结果压倒一切，结果好就是合法性，既可以随意践踏财产权，也可以随意侵犯基本人权。当然什么结果是好结果政府有较大的解释空间，每个领导人都不难找到支撑政绩的好结果，毛时代“一大二公”是结果好、邓时代“经济发展”是结果好、习时代绿水青山是结果好。

英美法更注重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但大陆法则更强调对人权的保护。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变得日益复杂，越来越远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了仅供律师们玩弄的专业术语。法治（rule of law）变成了“律师治”（rule of lawyers）。繁琐的法律体系挫伤了企业家的积极性，无论从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来看，还是从传统基金会的自由指数来看，或是从国际金融公司对企业的调查结果来看，美国的竞争力和经商环境都在不断恶化。

自由、低治安成本、低制度成本的市场秩序本身是极为昂贵、极为难得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极易过度低估其价值，太多利益团体希望为了短暂的、临时的小团体利益侵噬、蚕食自由市场秩序。
英美法系国家自15世纪以来，约束住了权力的手，将权力关进笼子确实是了不起的奇迹。美英欧亚等主要经济体当前的国内市场秩序与自由等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政治正确如黑绿命贵、平权、环境保护、动植物保护、平等、节能减碳等的戕害，已经难以支撑了。
自由、低摩擦力、高效的全球主要航路安全秩序和市场秩序同样是极为脆弱、极为稀缺、极为昂贵的。能从二战后维系至今堪称神迹，但剩下的时间恐怕维持不了多久了。

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人们组成利益集团之后，他们更愿意去“分利”，也就是说，他们更关心如何分到更大的一块蛋糕，而非把蛋糕做大。更糟糕的是，利益集团在抢夺蛋糕的时候，会故意破坏社会财富，就像公牛闯进了瓷器店，横冲直撞，留下一片狼藉。如果社会长久地保持稳定，利益集团就会逐渐滋生，要想阻止利益集团的壮大，有时候不得不依靠革命和暴力。奥尔森谈道，“二战”之后西欧和日本发展速度迅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争肃清了既得利益集团。同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比苏联更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粉碎了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中国在推进改革的时候，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几乎没有遇到巨大的社会阻力；但苏联试图推进经济改革的时候，根本绕不开庞大的官僚机器和无处不在的既得利益集团，举步维艰，顾此失彼。奥尔森的观点不可谓不精辟，但“细思极恐”[插图]。

1970年代–198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是看好苏联，看空美欧的，包括绝大多数经济学教材的编写者。从实践检验真理的角度看，绝大多数所谓的经济学家及其理论只是故弄玄虚却一文不值的狗屎。

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其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多次预言，苏联的人均收入很快就要超过美国，最终，苏联却在一夜之间四分五裂。经济增长是一场马拉松赛跑，拼的不是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只要假以时日，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就能够带来滚雪球一般的“复利”。汲取性政治制度在短期内更方便调动资源，提高投资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难以对创新提供足够激励。

对复杂动物而言，99.9%以上的基因突变都是无益、甚至有致命危害的，让人和复杂生物变得更好的变异不足变异总量的万分之一。社会领域的变革实际上也类似，“大部分政策不过是官员为了显示自己没有闲着，而是有所作为才出台的”，令情况更糟的是，只有扩大官僚权力,增强官僚利益的政策才会被官僚系统接纳。这使得官僚机构的恶性膨胀、官僚权力的恶性扩张、民间社会的逐渐窒息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是不可逆的。官僚决策的短期化、劣质化，只为官僚短期、暂时的利益而不顾亡国灭种的危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美欧东亚移民难民民族宗教种族人口等问题便是最新的例证。
防止官僚板结，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是依靠地方和基层自治，尽可能缩小联邦权力，扩大州权范围。可惜，现在美国的联邦官僚系统现在也已经完全失控了，已经完全压倒了州权和地方自治权力。

基因会出现变异，制度会出现变革。基因的变异往往是随机的，大部分是中性甚至有害的，只有少部分是有益的。同理，大部分政策不过是官员为了显示自己没有闲着，而是有所作为才出台的。政策变革很少有深思熟虑的长期安排。盲目的变革、随意的调整占了大多数。这些“制度变迁”大部分是瞎折腾，有些还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只有极少数才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
再次，正如地球上出现过的物种99%都已经灭绝了一样，人类社会所尝试过的大部分政治、经济制度都会失败。我们看到幸存下来的制度，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这就是最适合人类的制度，但这是一种典型的“幸存者偏差”，被淘汰掉的制度很可能仅仅是因为运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