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勒布的“不确定性”四部曲中，这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部。

反脆弱性（antifragile）这个词来自塔勒布自创，用来形容脆弱性的对立面。从随机事件（或一定冲击）中获得的有利结果大于不利结果就是反脆弱的，反之则是脆弱的。反脆弱性是所有幸存下来的自然和复杂系统的特征，剥夺这些系统的波动性、随机性和压力源反而会伤害它们。据此，塔勒布提出了把事物划分为“脆弱类–强韧类–反脆弱类”三元结构的观点：脆弱的事物喜欢安宁的环境；反脆弱的事物从混乱中成长；强韧的事物并不太在意环境。

反脆弱性为塔勒布所说的“黑天鹅”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对造成危害的事件不可预测，但事物对波动性所致危害的敏感性是可观察的。在每一个领域，我们都有可能运用一些规则来降低脆弱性或利用反脆弱性。

本书由7卷组成。

第一卷：反脆弱性：介绍

详细阐述了反脆弱性概念的完整含义，并提出反脆弱性来源于过度补偿和过度反应机制。反脆弱性唤醒肌体的应激机制，对压力和伤害做出过度反应；头脑里的想法也是如此，越是试图控制想法，想法越能控制我们；信息也具有反脆弱性，湮灭信息比宣传信息更能增强信息的力量，典型的例子就是，越是为自己辩解，就会越描越黑。

生物体与非生物体之间的区别在于，生物体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反脆弱性；非生物体在压力下往往会衰竭或者折损。许多事物能够自主地发展，形成一种自我组织的机制，它们也与生物体相似，能够繁衍和复制，比如谣言、观点、技术和企业等。

由于层级的存在，反脆弱性在生物界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机体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推动物种的进化。自然与生物个体之间在脆弱性的权衡中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自然希望其本身作为整体能够生存下来，而不是每一个物种都能生存下来；每一个物种也希望其中的个体是脆弱的，以便整个物种的进化和选择。国家经济和个体之间也存在利益权衡，如果不打破个体的利益，整个经济体就无法生存，为了个体的利益制约进化的力量是有害的。

第二卷：现代化与对反脆弱性的否定

生活中的核心错觉认为随机性是有风险的，消除随机性就可以消除风险。其实在一个系统中波动性越多，越不容易遭遇“黑天鹅”事件。人为地压制波动性会导致系统变得极其脆弱，灾难爆发前的潜伏期越长，对经济和政治系统造成的伤害就越大，最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更大的波动性。所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机制，让政治体制遵循自然的发展进程。

我们的现代化过程就是系统地将人类从充满随机性的生态环境中驱逐出去，包括物理的、社会的，甚至认识论的生态环境。它有两个核心要素：

第一，对原本应该任其独立发展的事物强行纠偏而产生的成本。有天真的干预就会有医源性损伤，由于缺乏对医源性损伤的认知而受影响最大的两个领域是，人类的身体和社会经济生活。扁桃体切除给那些实际上不必做手术的儿童带来了伤害；我们倾向于在一些收益小而风险大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实施过度干预。

第二，对任何伪装成科学的理论或结论的轻信。我们预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显著罕见事件的成功记录接近于零。脆弱的系统必须精确地理解这个世界，反脆弱性的系统则不需要预测，它能让生活变得简单许多。

其实，我们可以比想象的更有能力控制脆弱性，因为：

1、洞察（反）脆弱性非常容易，我们的整个任务简化为一个核心原则，即怎样做才能将预测错误的危害最小化（收益最大化）。

2、我们应该让事物在缺陷和预测错误面前变得更加强韧，甚至应该利用这些错误。

3、反脆弱性是事物在所有压力之母（时间）的推进下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三卷：非预测性的世界观

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加解决了反脆弱性以及三元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识到，成功带来了不对称性，财富会让我们在逆境中损失得更多。塞内加用以对抗这种脆弱性的方法就是，弱化财产在心目中的地位，这样任何损失都不会给他带来伤痛。这就是塞内加的杠铃策略：让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只需要减少极端不利因素的侵害（情绪伤害），而不是改善中间因素。

杠铃策略是一个实现反脆弱性的方法，它由两个极端条件组成，中间空无一物。反脆弱性是积极主动加上保守偏执的组合：消除不利因素，保护自己免受极端伤害；同时让有利因素或正面的“黑天鹅”顺其自然地发挥效用。正如斯多葛主义对情绪是驯化而非消除，杠铃策略对不确定性也是力求驯化而非消除。

第四卷：可选择性、技术与反脆弱性的智慧

反脆弱性和脆弱性之间的区别在于：脆弱的事物没有选择权，而具有反脆弱性的事物需要做出最佳选择。选择权能让我们具备反脆弱性，可以这样描述：选择权＝不对称性＋理性。理性就是知道要保留好的，抛弃坏的。试错法其实不是随机的，它需要一定的理性，就是不拒绝显著优于从前拥有的某种东西。大自然比人类更了解可选择性，进化可以产生令人惊讶的复杂而精密的事物，无须智慧，只需要可选择性和某些自然选择过滤机制和随机性即可。

我们普遍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遵循这种模式：学术→应用科学与技术→实践。虽然这种模式在某些非常狭窄的领域十分明显，比如原子弹制造；但在大多数领域内，却正好相反，它其实遵循的是如下循环：随机自由摸索（反脆弱性）→启发法（技术）→实践与实习（反脆弱性）→启发法（技术）→实践与实习……。我们并不是把理论付诸实践，而是在实践中创造出理论，大家普遍混淆了这两者的关系。所以政府应该把钱花在非目的论的自由探索而非科研上，因为在极端斯坦下，在某个创意上有少量投资总好过错过这个创意。

现今很多妈妈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试图从孩子们的生活中消除试错和反脆弱性，使他们远离生态模式，而将他们改造成按照预设的现实模式行事的书呆子。课堂上学习的东西只能留在课堂上，只有自学者才是自由的。追随自己的爱好来选择阅读，所阅读并消化的知识才能快速增长，就像理智但无设定方向的试错研究所能带来的益处一样。

我们有种错误的想法，认为事情背后总有一个可以找到且容易被理解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没有看见的东西疑为不存在。“有些事情我不理解未必表示我无知”，这也许是尼采所在时代最有力的一句话。事物过于复杂，乃至无法用言语表达，如果什么都要用语言表达出来就磨灭了人性。哲学家谈论真与假，但真正过日子的人的决定主要基于脆弱性而非概率，几乎我们所有的决定都具有不对称性的收益。我们其实无须特别的知识或智慧，只需在选择时有理性。

第五卷：非线性和非线性

“非线性”是指反应无法直接估计的、不呈直线分布的效应。非线性分为凹性效应（曲线向内）和凸性效应（曲线向外）。简单来说，如果从一个给定变化中获得的利大于弊，那么由此绘制的曲线就是凸性的；反之就是凹性的。

还有一种看待凸性效应的直观方式：考虑规模扩大的特性，规模会带来脆弱性。规模大的东西，面对某些错误容易受到伤害，随着规模进一步增大，其代价会非线性地增加。我们当今社会更多的是非线性，随着复杂性的增强、各部分之间相互依存度的增加、全球化的推进，以及所谓“效率”这种让人们违背规律行事的野蛮概念的出现，“黑天鹅”效应势必增加。

脆弱性直接源于非线性和凸性效应，并且凸性是可衡量的。平均数的概念可以是良好的简化信息，也可以是削足适履的典型。在非线性效应下，如果一个人在变化面前是脆弱的，那么平均数的概念就没有意义。由于非线性，某个变量的函数与某个变量的行为会有很大差别：

1、非线性越大，变量的函数与变量本身的行为差异就越大。

2、变量越不稳定，即不确定性越强，则函数与变量本身的区别就越大。

3、如果该函数呈现凸性（反脆弱性），那么变量函数的平均值将比变量平均值的函数要高；如果函数是凹性的（脆弱性），那么情况则相反。

如果你拥有有利的不对称性或正凸性（选择权是特例），从长远来看，在不确定情况下的表现会优于平均数。这个属性对人生来说非常重要。

第六卷：否定法

“否定法”一词源自希腊语apophasis，意为通过否定而得知。塔勒布主张认识论的核心宗旨是减法认识论：我们今天所知的知识都可能被证实是错误的，但已被证实错误的知识则不容易变得正确，因此，我们通过减法获得的知识远比通过加法获得的多。减法知识也是一种杠铃模式，而且是凸性的。了解什么是错的可以让我们设法确保自己在错误的情况下也不会受到伤害，不了解则会带来脆弱性和投机性。

脆弱的东西经不起时间考验，反脆弱性意味着旧的事物要远胜于新的。能生存下来的事物必然是满足了一些隐性的目的，时间能够看到这些目的，但我们的眼睛和逻辑思维能力却无法捕捉它们。自然生物有其自身的逻辑，远优于我们所能推导的逻辑。如果大自然中有什么事情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那么它在更深层面上一定是合理的。

一项技术存活的时间越久，其预期剩余寿命就越长。技术的自然特性就是被自身所替代，通过自我削减的方式，消除不良技术带来的影响。所以，最好的过滤性启发法，就是看书籍和科学论文的流传年数，只出版一年的书籍具有“流芳百世”质量的概率非常低。只有时间颠扑不破的东西，才是属于我们永远需要的东西。

医疗护理的隐性成本主要在于拒绝承认反脆弱性。医源性损伤通常源于这样一种危险的情况，即其中的益处很小而成本非常大，但益处可见而成本却是滞后和隐性的。看待医源性损伤应坚持以下两个原则：

1、首要原则：我们不需要有证据证明受到伤害，才能宣称某种药物或者不自然的肯定法疗是危险的。非自然的东西需要证明其利益，但自然的事物不需要。在一个复杂的领域，只有很长的时间才能成为证据。

2、第二原则：它是非线性的。病重的情况下，服药的益处比医源性损伤要大；而在症状轻微时，其益处则相对很小。这意味着，如果病人濒死，那么所有投机性治疗方法都值得鼓励；相反，如果病人几近健康，那么大自然才该是真正的医生。

第七卷：脆弱性与反脆弱性的道德问题

塔勒布“不确性”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名为《非对称风险：风险共担，应对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这一卷很像是它的一个前言预告。

由于不透明性和新发现的复杂性，人们可以隐藏风险、伤害他人，却可以同时逍遥法外。医源性损伤往往带来滞后和无形的后果，我们很难看到其中的因果关系，因而也很难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这种认知的局限性下，只有切身利害才能真正缓和脆弱性。

世上的人分为三类：第一类人不付任何成本，但能从其他人身上获益；第二类人既不从别人那里受益，也不伤害他人；第三类人则愿意为了别人而受到伤害、做出牺牲。随着伦理与法律的逐渐割裂，第一类的情况日益严重，脆弱性和反脆弱性从一方向另一方恶意转移。这是一种具有不对称性的代理问题。只要预测者在游戏中没有投注，即不涉及其切身利益，那么对他人来说就是危险的，就像没有工程师睡在现场的核电站。代理问题的典型案例就是雇用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不属于他的企业，他们在企业中享受绩效激励，却没有惩罚措施。

最后总结：

每一件非线性的东西，不是凸性，就是凹性，或两者兼具，这取决于压力源的强度。所有事物都在一定程度上喜欢或讨厌波动性。

根据凸性或加速和高阶效应，我们可以识别出什么东西喜欢波动性。由于能够识别凸性，我们才建立了抗“黑天鹅”系统。了解了伤害的凸性与大自然自由探索的逻辑，我们就可以就哪方面我们面对着不透明性，我们可能会犯哪些错误等做出决定。

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被窃取的凸性和可选择性。

啃起来好累的一本书，似懂非懂地终于读完了，翻译的蛮晦涩的。理解反脆弱性对我们意义很大，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每个人都活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虽然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概率很小，但是从一生的时间长度来看，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遭遇些黑天鹅事件。反脆弱性对我们最大的意义，就是减小这些小概率事件对我们造成的巨大损失，甚至从这些黑天鹅事件中受益。引用书中结尾一段话“玻璃杯是死的东西，活的东西才喜欢波动性。验证你是否活着的最好方式，就是查验你是否喜欢变化。请记住，如果不觉得饥饿，山珍野味也会味同嚼蜡；如果没有辛勤付出，得到的结果将毫无意义；同样的，没有经历过伤痛，便不懂得欢乐；没有经历过磨难，信念就不会坚固；被剥夺了个人风险，合乎道德的生活自然也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