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国际政治领域的好书，核心观点为中国国民对中国未来应该有信心有耐心有责任心。随着中西赛跑的演进，东风有望压倒西风，传达出东方文化内在的的同和理念，未来的世界必定会更美好。

中国已完成了从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过程，并几乎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成了中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新的结构性的变革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社会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内需，产生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内需。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情况往往和我们相反：社会底层还是一个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主导着大部分人的生活，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对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真正内需，但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这些社会的上层结构却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结构，其结果就是整个国家上下结构完全脱节。社会上犯罪率不断飙升，白天上街都危险，晚上没人敢上街，但议会里却在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老百姓为每日的柴米油盐而挣扎，艾滋病吞噬着大量的生命，政府连把药品发到基层的能力都没有，而各种政党却忙于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或民粹主义之实，结果往往是国家持续动荡、政府无力整合社会、经济与民生凋敝，甚至导致内战和国家分裂。这个问题在非洲特别突出。

自己出去访问，很注意观察街上无所事事的人是多还是少，并以此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势头的重要指标。

我20多年前第一次访问瑞士，感觉到瑞士生活的快节奏，匆匆上班的人群和他们急促的脚步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国内还比较优哉游哉。现在相反了，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国家，特别在沿海城市，生活节奏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快。当然物极必反，国内现在也开始讨论放慢生活节奏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最终也一定会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但是从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来看，生活节奏加快，恐怕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

邓小平说过：不发展经济，不搞改革开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东欧大致就是这样走上死路的。

得之易，失之也易，这是生活中的规律，也是政治中的规律。

1989年，控制东欧政治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己乱了方寸，在强大的西方话语面前毫无招架之力，被西方话语彻底击败，至此，东欧共产党政权纷纷下台就是意料中的事了。经济上没有搞好，政治上失去了自信，最后自然也被自己的老百姓所抛弃。

欧盟对东欧民主的总体评价确实很低，其主要批评是：一、当年东欧经济转型大都是比较激进的私有化，而得益最大的都是原来的政府官员。民主化后，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了最大的企业老板，随后又靠经济实力，组成了自己的政党，或者把原来政党的名字改变一下，而政党运作的方法与过去没有多少差别。二、20年过去了，但这些国家都还是没有形成真正独立的司法体系和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政府机构办事还是拖拖拉拉，官僚主义陋习不改，腐败问题仍然非常严重。三、东欧政坛上崛起了一大批新的政客，但没有出现真正的政治家。他们努力加入欧盟只是为了从欧盟捞到各种补贴，而不是为了什么更加崇高的目标。四、虽然有很多拿着欧盟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但高质量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形成。

“深深分裂的社会”、“没有出现真正的政治家”、“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没有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等问题，都是我们在民主建设中必须考虑的。这也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定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决心，跟着西方模式亦步亦趋，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历史文化传承与西方的差异远大于东欧的超大型国家，成功几率大概为零。

国际政治中有多少正义？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利益。

中国崛起的广度和力度及其所提供的大量发展机遇，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从未见过，一个人能够参与这个过程应该是一种千载难逢的幸运。如果有人要放弃这种幸运而移民，没有人会阻拦他。

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18倍于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戈尔巴乔夫则是以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改革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

中国模式总体上是一种“稳健改革模式”，它有下列独到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多年长时期、大跨度的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价值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说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道路和形式。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巴基斯坦民主困境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第三世界民主经常遇到的困境：先是穷人拥戴的领袖被选上台，但这种领袖往往无法整合社会力量，也无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然后军队就借机发动政变，但军政府也往往治国无方，人民便再一次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

西方媒体的深层次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作怪，总认为他们的制度代表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他们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不管别人遇到什么问题，西方从政客到媒体都是以不变应万变，开出的都是多党制和普选这一帖药方，治不了病，甚至把人治残了，治死了，都是病人自己的事，和开药方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可以从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的挫折中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对自己人民负责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选择权，结果只能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导致了危机不断，这些国家的发展也因此而困难重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幸运的，中国是个大国，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可以拒绝外国势力假借任何名义来主导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西方一些国家现在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惟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结果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劣质民主层出不穷：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民粹主义、部落主义和黑金政治之实，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历史证明：只有优质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质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灾；只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烂民主只能是坏东西。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绝烂民主，建设好民主。

纵观世界民主的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建设民主的最佳切入点，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不断壮大中产阶层，努力推动法治建设。中国正在走这条路，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者将占人口的多数，这将对中国的民主建设产生极为深远的意义。（好高骛远不如脚踏实地）

哈耶克把民主严格界定成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手段而非终极价值，他认为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对民主多数的滥用，认为即使是多数同意的决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说大部分人决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财产）。不管你如何评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但他在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对民主建设提出的一个忠告值得注意。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看看今天这个世界，那些极力在全世界推销西方民主的人，几乎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总认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结果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生灵涂炭，但自己对别人连一声道歉都不说。也正是这种傲慢与愚昧导致了近年美国政治软实力的急剧下跌。

我们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走自己的改革开放之路，虽然也有诸多问题，但总体效果比那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政治上也一样，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成功的，成为失败国家的倒不在少数。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只有走自己的民主创新之路。我们要汲取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验和教训，拒绝烂民主，实践好民主，逐渐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和谐、民主的伟大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整个世界为之惊叹。在政治改革方面，我们也会逐步地走出自己的路，并最终赢得世界的喝彩。

普世价值是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因为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中国应该为丰富普世价值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已显然不足以应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什么“和平”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没有和平，还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权”？为什么“良政”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民主是手段，最后都应落实到良好的政治治理。为什么“和谐”不能成为普世价值？以强调“对抗”为特点的西方文明难道不能从讲究“包容”的中国文化中受到启迪吗？为什么“消除贫困”不能成为普世价值？现在世界上饥民人口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消除贫困”应当成为普世价值。总之，普世价值的探索和发展正未有穷期，一旦超越西方话语，我们就海阔天空。

在今天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中，有三个不能回避的热点问题，一是贫富差距问题，二是腐败问题，三是生态环境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国际比较中，寻求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总体把握，并争取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从而为中国的真正崛起夯实一个牢固的基础。

也有人说如果我们能够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环保，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环保问题，这个观点不无道理。

书店“指数”－到哪儿我都喜欢逛书店，书店可以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我比较注意观察书店的多少、书店的种类、书店的品位、书店里顾客的多寡。

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的“骂”，背后透露出的是对中国软实力崛起的担心和疑虑，因为随着中国的软、硬实力的崛起，中国话语有可能成为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力量。

2019 No.20n看纪录片的时候留意到张维为教授，在书城中搜索有关中国的书籍，看到由张维为著作的这一系列，便拿来阅读。整本书的腔调与张维为多年来的观点基本吻合。其本人及其主张饱受争议。但个人认为当下的中国需要这样大喊中国自信的声音。从小到大个人的成长历程，一路过来各方面变化之大，每个中国人都深有体会。从物质生活到精神文化，整个中国都在朝向好的方向发展。于国于个人，都应当具有成长心态，不断进步，不断学习，不断提升。在这没有尽头的发展道路上，出现问题是难免的，关键在于，对待阶段性成功和局部性问题的态度。在中国社会以及国际社会中，恰恰是那些中国衰败，中国威胁论，中国种种问题的言论占据上风。而张维为就主张中国应当平视西方，不仅看到自身问题，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给予中国应有的自信。而我们该做的，便是在自己的领域，不断进取，尽自己所能去影响所在行业的未来，从而真正的为中国崛起贡献力量。对自己有信心，也同样对身处其它行业的中国建设者有信心，便是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西方话语已经难以解释今日之中国，也无法应对各种全球问题的严峻挑战。西方主导的这个世界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西方的智慧已不那么够用，世界需要中国的智慧。

通俗易懂，给我们展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全新的精神面貌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

与西方相比，与美国相比，中国在走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西方的民主制度不能说不行，只能说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情，美国在世界上的名声近年来是每况愈下，无非是在最后的挣扎一般。如果美国继续以一种天王老子，唯我独尊的态度对待世界，对待中国的崛起，最后只能自讨苦吃。这不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时代，也不是备受各国屈辱历史的时代，那种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一个全新的中国，中国在崛起，哪怕再经历打压，挫折，围堵。

中国精神永不磨灭，中国实现复兴梦的梦想的脚步从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