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杂的GD政治话语中，中央给张国焘扣了好几顶帽子：诸如军阀作派、愚民、个人主义等等。但是，在我个人的总结里，我只看到张国焘必败的唯一致命伤——那就是“机会主义”。他大概坚信：所有的主义都是假的，只有实力的互相转换（诸如军事实力、党内的亲信数量等），才能够站上权力巅峰。一切，不过是为了权力。长征路上，当他拥有军力远大于中央的红四方面军时，他决定赌一把，违抗那“错误”的中央，挥师南下。如果违抗的结果是成功的，那张国焘他就会是GD的第一把手。他可以蜗居在西康、四川一界，做地方一霸；还可以遥控指挥全国的共产党，以西南局独尊，那也是风光无限。但是，这和共产主义信仰有没有关系？没有。不过是挂个羊头卖个狗肉罢了。而他的对手是毛泽东，是另一条理想主义的理论指导派。毛经常让自己站在各种矛盾中，然后去战胜矛盾；他自己也创造出了一套符合中国革命的“主义”，并且从不盲从任何让自己无法确信的其他“主义”。革命理论不是空想，是结合实际情况，高度精炼的总结。毛泽东在后期回忆录中说到，当年与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大概是一生最艰难的时刻。他深知，当时的军队实力无法与张国焘抗衡，在几次的中央会议中，他也只好任由张国焘自主行动。他选择北上，是一次抉择：不通过再一次的会议寻求共同点，由中央发号施令带着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一同行动。这样，分裂之势已成，谨慎对待，去走好北上的路。即使有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但军事实力上的悬殊差距，让毛深知，一切的斗争要果决，要旗帜鲜明，这样才能战胜那些分裂的“机会主义”。为了自己的主义能够伸张与实现，毛要坚决与“机会主义”的赌博作斗争。毛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玩“肃反”的人，他不是苏联派回来的王明。对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毛坚信，要消灭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人坚持的“机会主义”导致的分裂。思想统一，方能团结一致，共同为革命理想目标而前进。毛是一个懂政治手腕的人，但是在党内批评这条路上，他执着地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论”上，拿起了理论武器去批判错误的思想（有现代流行话，叫：知世故而不世故）。在批判张国焘路线的大会上，毛不仅让张国焘失去了话语权，还让他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力量。张国焘一边检讨自己多年的行事作风，一边在怀疑，这个革命，未来很可能与自己毫无关系了。因为他坚持的是“机会主义”，客观的党内地位以不足以支撑他的信仰。当听说李特在迪化被当作“托派”枪杀之时，他也不愿意再做什么澄清了。恐怖的阴影笼罩他的上空，“什么共产主义，一纸空谈”。他败了，从而怀疑了自己的革命初衷，从而彻底与奋斗了近二十载的革命事业决裂。既然是机会主义，一切向“肉身”的我出发，不过是贪图那名利那权力罢了。换成国民党，那又如何？n其实，最让人感到悲剧的，是他的部队。红四方面的所有人，也因为这个错误的最高领导，也带上了沉重的枷锁。别人说他们是“托派”、是“军阀”、是“机会主义”、是“右倾投降主义”。即使毛后来在会议上说他们是好同志，党内需要一视同仁，但深刻的偏见却以铸成。一顶顶帽子扣上了，却花了好几十年才摘下。政治运动扩大化，这样的戏码又在后来的好几年中反复上演。红四方面军的战功在长征中也算是彪炳千秋。他们在长征中歼敌最多，打了一场又一场胜仗；但结局是，他们的西路进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愿望，被马步芳的骑兵碾的粉碎。这次失败的原因，在多年后才被认为是与中央的通讯不畅、中央指令的朝令夕改。但是，他们当年的自我检讨，却都冠上了因执行“张国焘路线”而导致失败。后人看到的那些当年的文件，一字一笔都写着“我们觉悟不高，走了张国焘的反动路线”。这样的自我欺骗，能换回救赎么？n徐向前总指挥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陈昌浩同志也是无限唏嘘。陈昌浩为了和张国焘划清界限，一个劲将西路进军失败的责任都说成是因为执行“张国焘路线”。但是这有否为他换回正名呢？答案是，并没有。从西路败北那刻，不仅仅是陈昌浩的命运，连徐向前元帅本人，都仿佛中了“张国焘路线”的诅咒。徐向前元帅，在抗日战争之后，也未曾再指挥过百万雄师，建国后领了一个虚职，颐养天年。陈昌浩政委，长年陷入对于当年与张国焘为伍的忏悔中，再也未曾染指军队实权。在文革中，“张国焘路线”被红卫兵当作批判武器，一次又一次如回声般萦绕。这一次他没有再去做什么抗争，而是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该批判的，到底是什么？n我觉得，该批判的，终究是错误的思想，而不是拿他去波及曾经的拥趸。我们该相信，人终究是可以教化的，不是去制造那些恐惧，而是用真理的方式让他们感悟。野心家的理论确实是充满矛盾的，甚至说不上是理论。他能创造的理论，也不过是“家长制”的服从，而不是通过辩论而得出的真理。但是，对于曾经因为错误思想而做错事的同志们，怎能一杆子打翻呢？n但那时，偏见已然铸成。那终究是历史的悲剧啊！n如果有幸，我希望能去到河西走廊，去祭奠一下战死的西路军烈士。他们本没有错，是坚定的信仰带他们走到这里。那信仰，也是他们内心的原始情感所强烈支撑的。这些年，我时常痛恨自己没有目标，也不愿去创造些什么，但又终日郁郁寡欢，不求进取。我希望，何时也能和他们一样，即使他们说我“是反动的“张国焘路线”的执行者”，但我问心无愧，我是一心只为革命（事业）的。那祁连山下的英魂，请受后生一拜。

1、一流的组织有使命和信仰，才能超越于个人的生命长度和能力而延续，才有不断进化和前进的动力，也才能网罗到不同背景、不同出身、但志同道合的人才；n2、组织的成长和强大有赖于正确的方向和路线，而不在于那些表面看上去很强大的东西，不要被表面上很强的东西唬住。一、四方面军汇合时，一方面军才一万人左右，四方面军有八万人，但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方向的带领下，往西往南往少数民族的地方走，路越走越窄，毛往北走，北上抗日，顺抗日的大潮流而动，才有了后来的西安事变和生存空间的扩展，路越走越宽。张跟毛比，格局和战略差得太远；n3、不要做信仰的叛徒。不要看到点利益、受了点委屈就改变信仰，特别是年纪大了后更不可轻易改变。张国焘投奔国民党的那一段，模样像个小丑一样可笑；n4、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要相信和依靠好的组织并为此贡献，不可无限放大自我迷失自我，让个人的野心凌驾于组织利益之上，不然只会被组织唾弃。

@201914 我给此书打五星，原因在于真实且具可读性。开始阅读时尚无感觉，随阅读深入越来越放不下，对历史尤其是近当代史党史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下此书。有时史上几句话（有些还是相当隐晦的话），其背后有着深刻的背景与激烈的斗争甚至惨烈的故事与震撼的细节。此书描写的是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6月懋功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在荒凉的松潘草地分道扬镳，党中央和红军一部走出草地，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则另立中央，率领的部队接连遭遇了南下失利、三过草地、西路军失败等重大挫折的历史。记录了在北上和南下的战略抉择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展开的一场激烈斗争——毛泽东称之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本书没有一味地歌颂，而是力求还原当时的真实，写出了当时恶劣的复杂环境、对正确道路的摸索、面临着的生死存亡，以及上苍对共产党对红军的眷顾与天意。惟其如此，更显难能可贵！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