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

在晋代，边疆民族进入中原，经过民族交会，同化于华夏族之中，游牧民族带来的草原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中原汉人南下，促进了南方特别是江南的大发展。族群大迁徙及文化交融造成南北文化分野，黄河流域由原来的中原而沦为北方，和以江南为重心的南方相对而称。当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因而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会，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融合，道教及佛教也在该时期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晋朝虽为自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上流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时官学不振，而世家大族学术兴盛，尤其在南方，家学成为文化传承、发展的最重要形式 。

晋朝在文化方面却有不少贡献。陆机《文赋》指出作骈体文规律，夏侯湛《昆弟诰》首唱古体文来和骈体文对立，裴秀创地图六体，经师继承魏人改变两汉经学为魏晋经学，朝廷立书博士提倡行书真书，卫协张墨改汉魏旧画法，别立新法，都起着为南朝文化开辟新道路的作用 。

• 中文名称 晋朝文化
• 类别 古代文化
• 朝代 晋朝
• 代表人物 王羲之，王献之等

文学

五言诗

　　文学主要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以后，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了。《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就是魏国文学的一般情形。不过，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诗篇，特别是阮籍的《咏怀诗》，实是特出的作品。《诗品》说它"言在耳目之内(通常语)，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远)"，是确切的。《咏怀诗》很难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体会阮籍忧疑无告、处境险恶的心情来读这些诗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说的是什么，而自然引起对他的同情。《咏怀诗》达到微(隐晦)而显的最高境界，按其风格，纯属魏诗，所以汉魏旧音到嵇阮而告结束，西晋则向形式方面发展。

　　《文心雕龙》评西晋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就是说，西晋诗人在用事、练句、对偶、音节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再象建安时诗那样文质并茂。

竹林七贤

　　自建安以来，文学在西晋太康年间又一次出现高峰。当时诗人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陆机潘岳最为著名。陆机是吴国高级士族(陆抗子)，吴亡后闭门勤学十一年，太康末来洛阳，与权贵贾谧亲善，参与二十四友之列。贾谧死后，又依附司马颖，为司马颖率大军攻司马乂，终于被谗为司马颖所杀。潘岳是中原文士的首领，贾谧二十四友，潘岳列第一。贾谧出门，潘岳望见便跪拜。司马伦杀贾谧，并杀潘岳。陆机潘岳热中仕进，性格卑污，正好是士族的代表人物。不过，所作诗篇，文辞华美，把卑污性格掩饰得不露形迹，《文选》所录如陆机《乐府诗》，潘岳《悼亡诗》，就诗而论，确是清新可诵，《诗品》列潘陆为上品，还是恰当的。

赋

　　西晋赋的成就比诗更大。左思《三都赋》(《蜀都》、《吴都》、《魏都》)尤为巨著。《三都赋·自序》称"其山川城邑，则稽(考)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豪杰)长者，莫非其旧。……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非)本匪实，览者奚信?"左思为了博采材料、核实事物，积十年之久才造成此赋，相信赋中除去文学上夸饰部分，所记事物大体是真实的。张华称《三都赋》"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就是因为它是写实的作品。三国分裂数十年，从这篇叙述各方面的大赋里，推知三国时期经济恢复的状况，可以补史书记载之未备，不只是辞藻壮丽而已。左思专心学问，不参加内乱。他的《咏史诗》最后四句:"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表示他的性格优于一般士族中人。《三都赋》以外，陆机《文赋》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文赋》叙述作文的方法，精密周详，可谓曲尽其妙。相传陆机二十岁作《文赋》，想见当他年轻时，已经深刻地掌握了作文的秘奥。《诗品》说他"尚规矩"，就是说，陆机所作文篇都是按部就班，从深处难处得来，并不依恃才大而轻率从事。潘岳热中已极，在《闲居》、《秋兴》二赋中，却表现得极为清凉安闲。又《射雉》、《笙》二赋，描写物情，细致入微。单就文辞来说，潘岳赋确是风流调达，与陆机异曲同工，并为一代高手。

　　挚虞撰《文章流别集》三十卷，具备各种文体，按文体论其优劣，是王逸《楚辞》以后规模更大的文章总集。书已亡佚，残文中还保存一些他的论点，如论赋的四过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立论大意在以事实情义为主，不尚浮丽虚伪。这些虽是传统常谈，但对当时文风却也算是一种批判。

骈体文

　　建安以来，骈体文盛行。陆机《文赋》提倡音节(声音迭代)、对偶(形影相偶)，推动骈文又进一步的发展。夏侯湛仿《周诰》体裁，作《昆弟诰》一篇，和骈文对立。此后凡反对骈文，必模拟《周诰》，事实上两种文体都离口语极远，都不合实际应用。到了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体，才在文学上夺得了一部分地位，因为古文比起骈文四六来，终究较接近于口语。骈文与散文的斗争，从西晋开始，夏侯湛《昆弟诰》是这个开始的标志。虽然它本身是复古主义的死语言，但它的趋向却是近乎正确的。

玄学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 ，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裴頠及郭象。裴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荡。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裴頠、江惇、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著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经史

经学

　　自西汉末今古文经学发生斗争，至东汉末，郑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统治地位而告一结束。魏晋时期，王肃(纯古文)郑玄两学派发生斗争，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王肃学派失败而告一结束。西汉以来博士所传今文章句之学，和汉儒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都在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归于消灭。以前的两次结束正为全部消灭作了必要的准备。原始儒学(秦以前)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两汉经学变为魏晋经学，至此，经学本身也就无可再变，只等唐人替它作《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一些残余。

　　原始儒学含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宗教成分很稀薄，不能完全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两汉今文经学派(以董仲舒为首)力图变儒学为宗教，奉孔子为教主，造谶纬来神化孔子，遭古文经学派(以王充为首)的反对，终于无所成就。老子《道德经》本来也属于唯物论方面，魏晋士人把它解释为唯心论，结合庄子的诡辩论，创立玄学。玄学盛行，经学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过，玄学也不是宗教，而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却是宗教，玄学必然要继经学而衰退。在经学玄学相继衰退中，佛教逐步兴盛起来，自魏晋起至隋唐止，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佛教夺去，玄学和道教也夺得一部分，经学仅能保持传统的崇高名义。

　　古文经学只讲训诂名物，并无思想性，但唯物论倾向一般是存在着的。曹操禁内学(谶纬)，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西汉景帝时，发现孔子宅墙壁中所藏《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注家分为三十四篇)多出十六篇(分成二十四篇)。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但《史记》所录《尚书》诸篇，仅《殷本纪》载《汤诰》百余字，《周本纪》、《齐世家》载《泰誓》若干语，或是《孔壁尚书》遗文，其余不出《今文尚书》范围。十六篇大抵是些断篇残简，因之汉世不曾流传。魏晋时出现伪《古文尚书》，托名孔安国作传(注)，并新添二十五篇。《孔传》和新篇或疑是王肃所造，或说是郑冲(与王肃同时人)所传。按王肃专造伪书(如《孔丛子》、《孔子家语》)，郑冲是无耻官僚(晋太傅)，为了求宠，很可能传授王肃的伪书。晋武帝置十九博士，其中有《古文尚书》孔氏，足见东晋梅赜只是献伪书，不是自造伪书。自梅赜献伪书，一直被认为真孔壁古文而流传下来，到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完全证明它是伪书。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古文经师比今文经师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筮，支离琐碎，可厌之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一些了。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史学

　　二八一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魏安厘王(一说魏襄王)墓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魏国史书《纪年》十三篇，记夏朝以来至安厘王二十年事。《纪年》所记诸事与经传大略相同。重要不同处有下列几件事:夏朝历年比商朝多;夏王启杀益;商王太甲杀伊尹;商王文丁杀周君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一百年，不是穆王寿百岁;周厉王出奔，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不是周召二相共和。古事传闻有异，《纪年》与经传古史都可以备一说。《纪年》以外，还有《穆天子传》五篇，记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诸书共数十篇。竹书文字用漆书写，称为蝌蚪文，与秦篆不同，简札又错乱无次序。晋武帝令卫恒整理竹书，改写为今文。卫恒死后，束晰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证。《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得传于世，卫恒束晰是有功的。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三国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书的不足。《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地理

　　至迟在西周初年已有地图。《尚书·洛诰》载周公经营洛邑，制洛邑图献给周成王。战国时制图术又有进步，《管子·地图篇》说地图要具备地形、距离、经济等条件。西晋朝廷所藏，只有汉朝舆图及括地诸杂图。这种地图都只有粗形，极不精审。二七一年，裴秀创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结束了以前制地图的原始状态。裴秀在《序文》里指出制图要有六体:(一)分率(计里画方，每方百里或五十里);(二)准望(辨正方位);(三)道里(某地至某地若干里);(四)高下(高山平地，地势有高下);(五)方邪(方谓道路如矩之钩，邪谓道路如弓之弦，远近不同);(六)迂直(迂谓道路曲折，直谓道路径直，远近不同)。裴秀创造性的理论，改进了制图法，确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唐欧阳询《北堂书钞》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都说裴秀又作《地形方丈图》。《禹贡地域图》是历代地理沿革图，《地形方丈图》则是西晋舆地图。《北堂书钞》说《方丈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裴秀图虽失传，他的六体论却为制地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博物

　　西晋统一，影响到各个方面，士人博学也是其中之一。左思《三都赋》、张华《博物志》都是闻见甚广，取材宏富。不过《三都赋》限于文体，《博物志》多载怪异，总不及郭璞《尔雅注》的广博而切实。《尔雅》十九篇，是儒生多年积累而成的一部字典，自训诂以至鱼鸟兽畜，几乎包括当时所有的知识。郭璞作注，简括确切，不知道的就说"未详"，避免注家强不知以为知的陋习。后儒虽多所补正，终不能超出郭注的范围。郭璞又注《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楚辞注》亡佚)。在《山海经注》中发凡说"凡言怪者，皆谓貌状倔奇不常也"。晋元帝留妖人任谷在宫中，郭璞上书请驱逐任谷，说"臣闻为国以礼正，不闻以奇邪，所听惟人，故神降之吉"。郭璞学术属于古文经学派，但也兼今文谶纬之学。《晋书·郭璞传》把他描写成一个术士，是夸大了他的谶纬之学的一面。郭璞死于三二二年，年四十九岁。他在三○四年刘渊起兵时，向江南避乱，年约三十余岁。郭璞《尔雅·序》说，少年时学《尔雅》，钻研二九(十八)年，才作注文。据此以推，注《尔雅》当在西晋时期。

晋朝点彩鸡首壶

哲学

　　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谓自然，指包括日月星的天空而言，是比天地间(人所生存的世界)的自然更高更大的自然。在这个最高最大的自然里，日月星是有，太空是无，所以说，"有无相生"，"有生于无"，意谓有"无"才会有"有"，有"有"才会有"无"。有和无是对立的统一。这个统一体称之为自然，它的法则称之为道。先有自然后有道，这个道对人所生存的天地说来，是在天地之先的("先天地生")。因而老子道家学说属于唯物论范畴。魏晋玄学虽然自称学老子，但只强调"有生于无"，这样，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是变质的道家学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裴頠(音伟wěi)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王衍等人群起攻击，《崇有论》不起任何作用，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显然，儒家思想处在绝对的劣势。

　　郭象是著名清谈家，王衍称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

宗教

佛教

　　东汉和魏初，传佛教的都是胡僧，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并不重视它的教义。魏晋间东来胡僧更众，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胡本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西晋时有不少汉胡人译经，但法护译经最多，声名最大，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而且还模仿清谈家放荡生活。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陶潜《群辅录》以沙门于法龙(即支孝龙)为八达之一，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胡僧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老庄与佛教结合起来了。

　　胡僧在汉魏时守戒律而被轻视为乞胡，至晋时依附玄学而上升为贤达，佛教的流传因此前进了一步。

道教

　　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就出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后来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并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经、房中术的金丹派;主张"无为自然"，似道家的清静派。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发生宗教冲突。

　　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它要在中国扎根，必须要很长一个时期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方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本无宗"的影响最大，其代表人物是道安和慧远。

　　东晋时，著名道士葛玄后裔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并加入炼丹等理论，整合道教理论。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论时局与道德，内篇论道家学论和炼丹、养生之道。杨羲、许谧及许翙著《上清经》，最后发展成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力法，贬斥房中术，以存神为主。葛洪之孙葛巢甫著《灵宝经》，后来也发展成灵宝派。该派以符箓科教为主，受到上清派影响，也提倡简化修行、"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游仙诗》，历代道教的神仙画。道教的炼丹及养生术包含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对科技的发展具有贡献。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乘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辩》，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辩》的要旨。鲁胜其他著述都在丧乱中遗失，只有《墨辩注》得保存，可是墨学所讲的同异是非，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之不象鲁胜所希望的那样有人来兴微继绝。

艺术

　　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越，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清谈带来逻辑思辨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后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像空间。

书法

　　书法至西晋成为最重要的艺术。晋武帝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以钟(繇)、胡(昭)二人为标准。东汉末年刘德升首创行书体，钟胡得刘德升传授，都擅长行书。钟繇真书(楷书)尤独擅盛名。行书真书在各书体中是最合实用的书体，书博士规定以钟胡为法，符合书体进步的趋势。

《兰亭序》

　　晋朝时期出现很多著名书法家及书法理论。书体由隶书走向多元化，各种书体相互发展。草书由章草发展成今草，行书由隶书递变楷书之间逐渐成熟。章草带有隶味，著名有西晋索靖的《月仪帖》。今草采楷书体势、笔意发展而成，著名有东晋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介于楷草之间的行书，书写简易且流畅，著名有王羲之的《丧乱帖》、《兰亭序》。有名的碑文有《爨宝子碑》。

绘画

　　绘画在西晋也有新发展。佛教艺术传来，影响中国画法，曹不兴弟子卫协和另一画家张墨都以佛画著名。汉魏画法朴拙，卫协始在轮廓内加以细致的描写，张墨始注意所画人物的风范气韵，虽事出草创，未必尽善，但改旧创新的功绩是必须珍视的。

　　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学影响，人物品鉴风气盛行，对人的外貌及言行举止观察入微。佛画传入印度艺术的表现手法，最后促使人物画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艺术美学。当时人们欣赏有特色的人物，在绘画上，要求生动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及气质格调。这不同于重视外在形式的汉代风格，或是强烈表现人物的三国风格。此时人物绘画或雕塑已能透过眼神手势或"飘带精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在美，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东晋顾恺之善绘仕女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 。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平。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

顾恺之·《女史箴图》

建筑

　　东汉时立碑极滥，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下诏废禁，自后墓志铭代碑文而兴起。墓志叙述死者事迹，有些可补史证史，同是谀墓，多少比碑文有用一些。

　　晋武帝于二六六年造太庙，用铜作柱，铸成铜柱十二支。柱上满涂黄金，刻镂多种物象，并嵌缀明珠。作为艺术品来说，是规模巨大的作品。

青瓷器

　　在两晋为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些青瓷器造型特殊，例如水注，有蛙型及卧羊型两种，体腔可储液体。也有造型奇伟，例如神兽尊。而谷仓罐(又称魂瓶)为三国两晋特有的随葬器物，源自汉代五联罐，用来储藏死者的粮食。其盖上常有人物塑像及佛像，罐腹则贴塑人物、神兽、鱼之类。这些造型反应当时的信仰和丧葬习俗，也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鸡首壶

科技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

　　两晋有名的科学家有地理学家裴秀、谢庄、历史地理家杜预;天文学家虞耸、虞喜、医学家王叔和、炼丹学及医学家葛洪。西晋人裴秀任地官，为地图学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的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西晋人谢庄依各州地理制作木质地理模型《木方丈图》，可合并为全国地理模型。这成为中国最早制作的地理模型。喜爱春秋时期的西晋人杜预也绘制了《春秋盟会图》，纪录该时期各诸侯国的都邑、盟会的分布。

　　虞耸为三国末期至西晋人物，他自盖天说与浑天说整理出《穹天论》。东晋人虞喜出身世家，博学好古。屡次受到皇帝邀请但不愿做官，被晋成帝誉称"守道清贞"。他于东晋咸和五年(330年)发现了岁差，计算出冬至太阳的位置每50年会向西移动一度。另外，他支持宣夜说，主张天高无穷， 日月星辰按各自的规律运行，与浑天说与盖天说不同。

　　西晋人王叔和奠定脉学理论的，他把脉象归纳为二十四种，著《脉经》十卷。他又整理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重新编为《金匮玉函经》。东晋人葛洪家贫好学，拜鲍玄为师，专攻炼丹学及医学。葛洪先后完成《抱朴子》(内外篇)、《金匮药方》及《肘后备急方》。其中《抱朴子内篇》是中国史上重要的炼丹经典，于《金丹》、《仙药》及《黄白》中包含许多化学、生物学及矿物学的知识。葛洪也是伟大的医学家，他将《金匮药方》缩编为《肘后备急方》，类似今日的急救手册，在当时十分实用。《肘后备急方》也是最早记载结核病、天花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