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席执法”的效率据说比城管单独执法要高出很多，仅一年时间，在北京八区市容环境卫生考评中，崇文就从靠后的位置跳到了第一；去年，北京全市城管执法系统考评中，崇文也是状元。不过到目前为止，综合执法模式还只是崇文区一区的做法。

全区7个街道分别成立了综合行政执法组，城管、公安、消防、卫生、工商、园林、劳动、文化、民政等25个执法部门，确定了8个常驻部门及16个挂牌部门，常驻部门抽调人员加入街道综合执法组，挂牌部门安排联繫人，做到随叫随到。执法组成员要对辖区内的各种违法行为进行综合执法。现在，城管执法不再是城管队一家的事，公安、工商、消防、卫生……所有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有行政管理职责的部门都要参与。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城管的执法过程，很容易使城管执法的效率大为提高，但同时，也应想方设法使流动摊贩等被执法对象的生活得到保障。这或许需要城市管理从“联席执法”向“联席服务”进行转变。比如“联席执法”中的工商人员就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为摊贩寻找生活出路。

总之，如果不解决庞大的底层人群的生活问题，改变对“马路经济”“摊贩经济”的思维，仅仅靠行政强制固然可以暂时保一方的执法之威，使得某一区域的流动摊贩向别处流动，但倘若每一个区域都仿效行之，摊贩流无可流之处，又缺乏生活来源，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城管成立至今，一直都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独立法规，这导致城管不得不“借法执法”。由于缺乏执法依据，管理对象经常以法律为名义反对城管执法，由此造成与城管的冲突。综合执法，无疑可以使得城管执法的合法性大为增加。

问题在于城管执法的一个重要特徵就是综合性，就是将各政府部门的一部分执法权交给城管来执行。如果过去的城管执法因为没有“联席”的疏漏客观上恰恰给流动摊贩的生存留下了一定空间的话，现在严严实实的“篱笆墙”反而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举一个例子，过去的城管执法没有限制执法对象人身自由的权力，但现在有公安的介入，会不会动辄对过去四散逃跑的人实施拘留措施？久而久之，会不会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

从根本上说，城市管理的改革，目的是要实现城市管理与民众生存的和谐统一。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数量巨大的流动摊贩，依靠综合执法是否能够达成长期功效，恐怕根本还在于那些流动摊贩的基本生活能不能得到保障。而这又是一个经济问题，不是仅仅依靠执法体上的联合就能够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