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可算是破衣烂衫，并无蔽体之缕，他的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抵押出去换了现钱；他有一双用来做短工的臂膊和一副瘦骨伶仃的身躯。然而他的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癫疮疤。

阿Q有一个奇特的精神胜利法，那就是“在假想中克敌制胜”，比如作品写了他赢了许多钱，被人串通起来抢走了，而且自己还遭到毒打。阿Q是一个穷人，他需要这些钱，怎幺办？说钱被儿子拿去了不行，骂自己是虫豸不行，把自己当作老子也不行。阿Q毕竟是精神胜利法的常胜将军，“他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的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刺剌的有些疼；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觉得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阿Q自己打了自己之后，脸上虽然还有些热辣辣的疼痛，但是因为打的是别人，于是便心满意足地睡了。

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有最恶劣的一招是“欺凌弱小藉以转嫁痛苦”。这种精神胜利法突破了正常情况下精神胜利法的各种特徵，取得了行动上的实际胜利。当然，这种行动上的实际胜利是靠欺凌弱小而取得的。阿Q对小D、小尼姑都有过这种行为。当他骂“假洋鬼子”是“秃儿驴”被打了几棍子后，刚好遇见小尼姑从对面走来，阿Q便把痛苦转嫁到她的身上。他认为自己挨打是因为撞上了这个令人晦气的小尼姑，于是便走上前去，“呸”地吐了一口唾沫，伸手去摸小尼姑的头皮，说道：“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当小尼姑反抗时，他更加兴高采烈地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在旁人的大笑声中，阿Q精神上得到了十分的满足。

“精神胜利法”是阿Q典型的性格特徵。小说中阿Q受尽欺压凌辱反而自我安慰，自轻自贱。甚至在莫名其妙要被杀头的情况下，他还以为自己是精神上的“胜利者”。

阿Q性格的另一个特徵是保守性。凡是不符合未庄习惯的他就嘲笑，比如三尺长、三寸宽的木凳，未庄人叫“长凳”，他也叫“长凳”，但城里人却叫“条凳”，他认为这是错的，是可笑的。油煎大头鱼，未庄加上一寸长的葱叶，城里人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也认为城里人有病，不懂如何吃大头鱼。这显然是小私有制农民狭隘的表现。

阿Q没有固定的职业，只能给别人做短工。用着的时候别人会想起他，用不着的时候，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敢于斗嘴的也只是和自己处于同一阶层的没有地位的小人物。他对吴妈的表白招来了一顿打骂和驱赶，甚至也遭到了身边那些不自省的小人物的讥笑。同时生计问题也得不到满足。儘管勤快能干，吃食问题也得根据是否有地方做工，农闲等时候其则没有生存下去的物质支持。在“革命”一节中，阿Q虽然感觉到有些威风，感到一丝存在感，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发现一切未变“他也仍然肚饿”，于是去尼姑庵偷吃的。最后糊里糊涂的阿Q被送上刑场。

严顺开饰演的阿Q

《阿Q正传》中阿Q这个艺术形象，有两个原始模型：一个叫谢阿桂，他住在绍必新台东面的戴家台门里；还有一个是谢阿桂的弟弟叫阿有。据有关的回忆资料记载，在鲁迅住过的旧台门里，确有阿桂其人，虽说他以打短工为生，实在还是游手好闲，有时靠做掮客或小偷弄点钱，辛亥革命时，阿桂确曾在街上走着嚷着：我们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但阿桂并不舂米，专门给人舂米的是他的胞兄阿有，鲁迅曾说阿Q的模特正在给人家捣米，可能就指他。但是，阿Q的很多事情又是从其他人身上取来的，如恋爱事件是从衍太太的侄儿桐少爷那里来的；欺侮小尼姑，则是从一个秀才那里取来改造而成的。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阿Q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中国作家沈雁冰：“我们不断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上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

中国作家郑振铎：“这个阿Q，许多人都以为就是中国人的缩影；还有许多人，颇以为自己也多少的具有阿Q的气质。”

中国传记作家许寿裳：“鲁迅提炼了中国民族传统中的病态方面，创造出这个阿Q典型。阿Q的劣性，仿佛就代表国民性的若干面，俱足以使人反省。鲁迅对于阿Q的劣性如‘精神胜利法’等等，固然寄以憎恶，然而对于另外那些阿Q如赵太爷之流，更加满怀敌意，毫不宽恕。他利用了阿Q以诅咒旧社会，利用了阿Q以衬托士大夫中的阿Q，而回头看一向被赵太爷之流残害榨取，以至赤贫如洗，无复人形的阿Q本身，反而起了同情。”

中国作家郭沫若：“旷代文章数阿Q。”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林兴宅：“质朴愚昧又狡黯圆滑，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嚮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