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最早发明电报的人是美国艺术家莫尔斯（samuel Finley Breeze Morse）。1832年，在一艘法国轮船的餐厅里，他从一位年轻医生关于电磁学知识的谈论中得到启发，从而刻苦钻研，于1837年发明了莫尔斯电码（Morse code）编法，1839年研製出了“发报机”的简单装置之后，经过他进一步改进，于1844年5月24日公开试验，成功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份电报。莫尔斯的电报机经过不断改进，被西方国家迅速推广套用，给他们带来高额的利润。

莫尔斯电报码錶

随着欧洲电报线路基本铺设完成，欧洲资本主义家们很快意识到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将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尤其是能在国际电报领域中承揽更多更大的工程任务。于是在1860年，俄罗斯架设穿过欧洲到达西伯利亚的电报线之后，为了向亚洲东部扩张，企图将其线路向东方延伸，并最终决定延伸到太平洋海岸的海参崴。因此，俄国政府授意其皇室投资大量股份的一家丹麦公司——大北电报公司可以修建陆线到达滨海省的太平洋港口海参崴以及从海参崴兴建海线通达日本长崎和中国的上海。

1869年10月11日，俄国政府与大北电报公司订立正式契约，批准了大北电报公司从圣彼得堡开始通过西伯利亚中部架设陆线到海参崴。同时，许以大北电报公司海线专营权30年，準许大北电报公司将水线敷设至日本横滨、长崎和中国的各项事宜。这份契约的第九款明确要求大北电报公司必须在订立契约后的三年内，建成上海、日本线，否则该契约即告作废。这就迫使大北电报公司必须加快将电报线引入上海的步伐。

与此同时，为了在国际上宣示主权，清朝政府于 1867 年决定由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任“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中国代表团出访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蒲安臣率领的这个代表团总计约 30 人，外事官员张德彝也在其中。1869 年10月18日，中国代表团晋见丹麦国王克里斯钦九世并递交外交文书，随后在哥本哈根会见了大北电报公司创始人、负责人卡尔·弗瑞德里克·蒂根（Carl Frederik Tietgen）。儘管当时中国坚持不允许在中国陆地上架设电报电缆，但双方还是讨论了沿海敷设海底电报电缆的问题。大北电报公司了解到，虽然中国官方不会批准，但是非官方的试行建立电信电缆依然是可能的。

同时代表团的成员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通过电报传递汉字？因为莫尔斯电码只能传输拉丁语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而不能传输汉字。如果不开发一种新的汉字电报码，那幺即使建立了电报线，也无法及时有效的传递电报信息给中国人，同时增加大量的人力成本，会使电报费用激增，让普通的中国人望而却步，无法将这一方便的通讯手段推广开来。于是在代表团离开哥本哈根之后，大北电报公司负责人蒂根即请天文学家汉斯·谢勒俄普（Hans Carl Frederik Christian Schjellerup）先生开发一种电报代码以便通过电报传输汉字。

汉斯·谢勒俄普（Hans Carl Frederik Christian Schjellerup，1827-1887），丹麦天文学家。他出生于欧登塞，少年时是一名钟錶学徒，后来在丹麦着名科学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Hans Christian Oersted，1777-1851）的帮助下，于1848年进入哥本哈根理工学校学习套用数学和力学，随后在1851年，成为大学天文台一名观察员。1854年在丹麦海军学院担任数学教授。虽然他获得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他没有通过教授的常规预备考试，所以在1857年，他被认为不具备成为哥本哈根大学天文学教授的资格。1866年，他编撰了红色恆星目录，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利用华夏和阿拉伯文明的古代天文学观察报告和资料来研究天文学，他学习了汉语和阿拉伯语，而且还对阿拉伯文、中国文字以及其他东方语言进行研究。1869年，为了给大北公司编译汉语电报密码本，他準备了包括汉英和汉法在内的几个词典的手稿，提议起草了中国电报词典，规则为每一个汉字设定一个四位数码。1875年，他谢绝了天文学教授的职位，但他仍在教授关于天文学的数学和出版相关科学着作。月球上有一座环形山以他的名字命名。

汉斯·谢勒俄普曾得到丹麦着名科学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Hans Christian Oersted，1777-1851）的支持，而奥斯特于1820年发现了电磁现象，从而使电报的出现成为可能。在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后，汉斯·谢勒俄普又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中文，以便阅读这两个非欧洲文化中与天文学相关的论着。这些研究加上他在哥本哈根理工学院的教学，从理论和实践上使他成为完成大北公司代码开发任务的最佳人选。

1870 年 4 月 19 日，汉斯·谢勒俄普把汉字电报编码初稿传送给了蒂根。该草案简明扼要，只有短短两页。 汉斯·谢勒俄普按《康熙字典》的传统方式编排了 260个汉字并使每一个汉字对应一个从 0001 至 9999 的四位数。例如，汉字“一”对应的四位数是“0001”，“丁”对应的四位数是“0002”，“七”对应的四位数是“0003”，以此类推。发报时，一个汉字转换为对应的四位数用莫尔斯电码发出，接收到的电码经解码得到对应的四位数进而得到该汉字。汉斯·谢勒俄普在给卡尔·弗雷德里克·蒂根的信中计画交付 5454 个汉字，其编排方式与草案类似，以 214 个汉字部首为纲在 42 页中列出。同时认为需要测试这些编码的可靠性，但他做完这些起始的工作后，对这个问题失去了兴趣，这个工作便被大北电报公司移交了一位在上海的法国港务长——威基谒（Septime Auguste Viguier）。

谢俄勒普的汉字电码初稿被大北公司远东贸易的总经理爱德华·史温生（Edouard Suenson）带到了中国，因为当时他要解决电报电缆从上海市外一个法国海军基地登录的问题，所以当爱德华到了上海，他就与当时就职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威基谒取得了联繫。威基谒说他在1866年就已经在做汉字电报码发展的工作了。于是在1870年6月28日爱德华给蒂根发了个报告，说明了威基谒设计的汉字电报码的情况，威基谒设计的这个系统是根据类似于西洋棋中的计数系统的统一阶层的垂直同等物来安排所选择的一组汉字的。当爱德华让两个中国商人分别对比谢俄勒普和威基谒的系统时，他们认为谢俄勒普的系统是核心，但是觉得威基谒编成将电码转换成数字排列的表格的系统在实际中会更有用。

于是他把汉斯·谢勒俄普的电码交给了上海的威基谒，让威基谒在谢勒俄普电码初稿的基础上，把它改进使之更为实用。最终，世界上第一部中文电报电码书《电报书籍》出世了，由威基谒绘製，于1871年5月出版并投入使用。此刻上海和香港之间的电报线路已于一个月前开通。威基谒的《电报书籍》成为之后代码修正和提升的主要灵感来源。在1871年由出使法国的蒲安臣使团的张德彝编制的另一本电报书——《电信新法》，这本书修正了威基谒的系统，使它在数据排列上遵照一种更严格的方式。但这两种电码本，字码数量太少，不能满足使用的需要，1881年时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的郑观应，主持对电码本扩编，扩编至9000余字，取名《四码电报新编》，即后来屡经重订的《中国电报新编》。随着电报业的兴起，电码表的编制、电报收发的规则和挂号办法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準，《明密码电报书》应运而生，1908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编译初版。之后，又有多轮修订，到 1939 年 5 月国难后已修订至第 94 版。1952年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出版了《标準电码本》，这个电码本经多次修订，沿用至今。

在电脑网路和手机出现之前，电报是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远距离快速传送文字信息的方法。在我国四位数汉字电报码从1873年起一直使用到1980年代中期。四位数汉字电报码在使用时需要依赖莫尔斯电报码，发报员在传送中文电报时，需要先将电报中的汉字通过四位数电码表翻译成对应的数字，成为一组数码串；然后通过莫尔斯电码表对应的电码符号传送给接收方，随后，接收方需将收到的电码符号转译成数码串，最后将数码串转译为汉字，所以，汉字四码电报和英文电报相比较，四码电报多了两次人工翻译电码的手续，英文电报员只要记住28个字母的莫尔斯电码；汉文电报员，除了要记住10个数码的电报码外，还要记住数千个汉字四位电报码。

英文电报和汉字四码电报示意图

因此，汉文电报员记忆量显然大得多，翻译电文的劳动繁重得多，电报收发的过程也长得多，电报员的培养也困难得多。总之，汉字四码电报显着地比英文电报繁难、低效、落伍。为了摆脱四码电报两次人工翻译的麻烦，清末就有人提倡电报拼音化，即直接用西方英文电报的设备，用拼音字母替代汉字收发电报。但拼音电报不仅在实行中离不开汉字四码，而且还加重了操作者和用户的负担，拼音电报最终失败。因此许多人一直努力设法通过电子技术祛除四码电报中的两次人工翻译。1969年末就设计製作成功了的电子化中文电报收报机（解码机）是一项重大成果。70年代末，邮电部的广州邮通继续此项研究，1982年获得成功。研製出“中文电传打字机”，也叫“汉字电报机”。它的外形和普通的中文打字机相似，可以实现发报和收报的过程中的自动化译电，完全摆脱了人工翻译。此事曾有新闻报导，使国人为之振奋。这加速了四码电报的寿终正寝，也为电脑化的汉字电报迎来了新的、短暂的繁荣。1985年，北京电报局的公众电报业务量最多时每月可达300万份，占电报局业务总量的一半。它是堪与英文电报比美的电脑汉字电报，但却只是昙花一现。进入90年代，电脑网路化和移动通讯网路化迅速发展，电脑和手机迅速普及，使用微机的电子信箱，电脑网路电话、视频电话以及手机的漫游及稍后的简讯都已经成功普及。这些技术的功能比印字电报强大得多，使用也简单得多、方便得多，价格也便宜得多。随着现代网路技术的发展，印字电报业务自然迅速走向衰落。临近新世纪时，电报更是日薄西山。2001年8月1日起，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宣布取消公众电报业务中的特急和加急业务。到2005年，北京每个月各种电报的传送量已经不足10份（1985年仅电报大楼为300万份）。北京电报大楼终于终止了电报业务。2005年12月1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网路通信公司在全国31个省(区、市)停止办理公众礼仪和鲜花礼仪电报业务。曾经广受欢迎的礼仪鲜花电报，随着E-mail、OICQ、语音视频、简讯等的崛起，成了永远消逝的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