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正，他之所以改名怪愚，是因为邵东乡下多鲶鱼，此鱼形象丑陋，习性刁钻古怪。乡人乃喜欢以“鲶鱼拐子”或“鲶拐鱼”来骂人。在湖南大学读书时，严正即谐“鲶拐鱼”取“严怪鱼”为笔名发表文章。

1935年，严怪愚从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他放弃了所学专业的大好前途，却投身新闻界工作，开始了动荡危险的记者生涯。当时许多亲戚及同学劝他不要放弃专业，不要走“歪门邪道”，有人甚至说他人如其名，又怪又愚。他回敬说：人各有志，请勿勉强。

1938年底，严怪愚又到了大后方重庆。12月29日，汪精卫辗转到了越南河内，在那里发表了臭名昭着的“艳电”，回响日本政府的近卫声明，对重庆国府建议“和平”，实是对蒋介石等人劝降。因为这是国民党内亲日派脱离中央投日的丑闻，使中央政府极为紧张，连忙封锁讯息，免得家丑外扬。

当时重庆各报虽略知内幕，但国府不準报界披露，慑于当局威势，各报也一时不敢将讯息见报。当时中共的名记者范长江也在重庆，他得到讯息后由于种种原因发不出去，乃将有关材料转给了严怪愚。严怪愚虽无党无派，却有一腔民族激愤。他还未看完材料就拍案而起。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觉得有责任揭露汪伪真相，就是杀头坐牢也在所不惜。当晚，他就写成《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稿，连夜电发长沙《力报》。

战争年代，他的笔触揭露日伪，开罪国府。1949年以后，他还是为民请命，忠直敢言，先是被打成“胡风分子”，1957年又被打成长沙大“右派”，从此沉寂，受尽二十多年磨难。

1979年，严先生的冤案平反昭雪，长期的磨难留给他的是一副病残的躯体，但他仍然抱病写了大量回忆录。

1980年，贺绿汀再次回到湖南，第一件事，就是驱车前去探望正在马王堆疗养院的严怪愚。师生多年未见，有多少说不完的话呀！贺绿汀紧握着严怪愚的手第一句话是：“我们毕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1984年3月1日，严怪愚与世长辞。现在，严老夫人姚家芳也已离休，家里分了新房，子孙满堂，安享晚年，两个大儿子已学有所成，严农和另一子成为大学讲师。严老应该安享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