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甲骨

主要指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公元前14～
前11世纪）王室占卜记事用的龟甲和兽骨。以其为研究
对象的学科即称甲骨学。商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卜毕
将所问之事或所得结果刻（或写）在其上，此即商代甲
骨文，但出土甲骨更多是不刻文字者。因商代甲骨文不
见于古代史书记载，所以学者间命名不一，又有龟卜文、
契文、殷契、甲骨刻文、殷墟文字、贞卜文、殷墟卜辞
等各种名称。商代甲骨的发现和研究对商代考古、历史
及古文字学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刻字牛胛骨小屯南地出土。
发现简史商朝灭亡，“失国霾卜”。商代甲骨即
不为世人所知。1899年（清光绪己亥）秋，古文字学家
王懿荣首先在所谓“龙骨”中发现带字的甲骨，并定名
为商代卜骨，高价购藏,至1900年，他先后3批共购藏甲
骨1500片。同时搜购甲骨者还有古文字学家王襄、刘鹗。
其后的着名收藏家还有罗振玉等。罗氏自1907年开始购
藏甲骨,至1928年先后收藏近3万片。一些外国人很早开
始也搜求殷墟甲骨。早在1903年,美国人方法敛(1862～
1914)和英国人库寿龄(1859～1922)就开始合购甲骨,英
国人金璋(1854～1952)、德国人维尔茨和卫礼贤(1873
～1930)也自1908和1909年开始搜购甲骨,以上数人共得
甲骨5000片左右。日本人蒐集甲骨要早于罗振玉，如三
井源右卫门一批即得3000片，林泰辅从1905年开始搜购
甲骨，到1928年前后,日本各家共蒐集甲骨15000片左右。
加拿大人明义士(1885～1957)自1914年起在安阳坐地收
购甲骨，小屯村中和村南的几批重要发现，都为明义士
所得,至1926年他自称收藏逾5万片，其数居外国人之冠。
以上国内各家所得和流散国外的甲骨共10万片左右。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
开始有计画地发掘殷墟,先后进行15次。其中第1次至第9
次共出土甲骨6389片,第12次至第15次共出土甲骨18405
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殷墟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先
后在四盘磨、小屯、大司空村、苗圃北地和后冈等处出
土商代甲骨。其中小屯南地1973年出土甲骨4000多片，
内容丰富，地层关係明确，对于甲骨分期研究有重大学
术价值。殷墟以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遗址中还
出土2片商代中期的有字甲骨。
小屯南地17号坑出土甲骨情况
自1899年发现殷墟甲骨至今，86年来已出土商代甲
骨15万片以上，现分藏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及港澳地区。
此外还流散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苏联、
联邦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家。
着录与研究殷墟所出的甲骨有不少已着录出版。
1903年刘鹗整理所藏部分甲骨，出版《铁云藏龟》，是
为第一部着录甲骨的着作。刘氏所余甲骨曾先后着录于
罗振玉《铁云藏龟之余》、姬佛陀《戬寿堂所藏殷虚文
字》、商承祚《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和《殷契佚存》等
书中；王襄所藏甲骨的一部分，着录于他所编《□室殷
契徵文》一书中；罗振玉所藏甲骨的一部分，先后收入
他所编《殷虚书契》、《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
后编》等书中。外国人所得甲骨，早年有一部分以摹本
出版，如库寿龄、白瑞华所编《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
《甲骨卜辞七集》等。明义士所得甲骨，一部分着录于
《殷虚卜辞》书中；日本人所得甲骨，林泰辅以拓本纂
为《龟甲兽骨文字》，郭沫若《卜辞通纂》也有着录。
近年来，国外所藏甲骨不少墨拓出版，周鸿翔编有《美
国所藏甲骨录》；日本贝□茂树编有《京都大学人文科
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松丸道雄编有《东京大学东洋
文库所藏甲骨文字》等；加拿大则出版了许进雄《明义
士收藏甲骨》、《殷虚卜辞后编》、《怀特氏等收藏甲
骨文集》等；英国各家所藏甲骨也已墨拓并正在编纂出
版中。
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所出甲骨，主要着录
于胡厚宣《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
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书
中。
殷墟科学发掘所得甲骨中，第1～9次发掘所得收入
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一书。第13～15次发掘所得收
入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一书。而1973年小屯南地所
得甲骨，则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书。郭沫若主编的
《甲骨文合集》一书，将1973年以前出土的甲骨进行选
片、去重、弃伪、缀合，并选换拓本和墨拓未着录材料，
精选出41956片编为13册,自1978年开始出版，至1982年
已全部出齐，为甲骨学和商史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资料。
在出土和流传过程中，不少完整甲骨破碎而分属于
不同藏家，或见于不同的着录中。为了得到较为完整的
资料,不少学者致力于残断甲骨的缀合复原工作。1917年
王国维首先缀合了《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10与《殷
虚书契后编》上8.14，发现了甲骨文所记上甲至示癸的
世次与《史记·殷本纪》不合，从而纠正了《史记》所
列个别商王世次的错误。其后郭沫若《卜辞通纂》、《殷
契粹编》和董作宾《殷历谱》也做了许多缀合工作。甲
骨缀合的专着有曾毅公《甲骨□存》和《甲骨缀合编》，
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殷虚文字缀合》等。张秉权
的《殷虚文字丙编》集中缀合了《殷虚文字乙编》的材
料，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则对《殷虚文字甲
编》多有缀合，此外，有严一萍的《甲骨缀合新编》等。
《甲骨文合集》一书从30多种甲骨着录中共缀合了1600
余版。
关于甲骨的出土地点和年代，刘鹗在《铁云藏龟》
序中首先明确指出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罗振
玉则在1908年考定甲骨出土地应为河南安阳“洹滨之小
屯”村。经罗振玉、王国维等深入研究，甲骨被确定
为晚商遗物，其出土地小屯即《史记·殷本纪》正义引
《竹书纪年》所载的“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
年，更不徙都”的晚商都城。以此为基础，才有从1928
年开始的殷墟发掘。
孙□让1904年完成的《契文举例》一书，是第一部
甲骨文考释着作，他将《铁云藏龟》中的甲骨文与金文、
石鼓文及《说文》中的古文相比较进行分析，共考释文
字180多个。其后几十年来,对甲骨文字考释做出贡献的
学者主要有罗振玉、王国维、唐兰、于省吾、郭沫若、
董作宾、杨树达等。这些学者的考释方法基本是“由许
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此外，还比
较分析甲骨文字形的偏旁点划，然后通过音韵学、训诂
学的手段，以求其音、义。郭沫若、于省吾在传统考释
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学、世界史等方面的材料进行
研究，屡有新获。经过学者们的努力，甲骨文4500多个
单字,目前已辨识出2000字,但其中得到公认者仅有1000
多个。其余不识者多为族名、地名或专名，知其义而不
知其音。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甲骨文篇章已可基本通
读。考释文字的主要着作有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
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殷契粹编考释》、《甲骨
文字研究》，唐兰《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
杨树达《耐林□甲文说》、《积微居甲文说》，于省吾
《双剑□殷契骈枝》、《甲骨文字释林》等。
自1917年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
《续考》利用甲骨文进行商史研究以后，继续者不乏其
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用马克思主义观
点指导甲骨文研究，开闢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天地。这
方面的其他着作有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董作
宾的《殷历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者们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除继续对文字进行考释外，又对传
统的甲骨文分期断代进行补充、修正，并开始探索新的
分期断代标準。与此同时，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的
社会性质、阶级结构及商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发展等，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从而使甲骨学研究发展到
一个新的阶段。
卜法与文例商代统治者十分迷信，占卜活动频繁，
几乎天天卜，事事卜，藉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占卜内容
基本是以时王为中心，就他所关心的问题，通过贞人向
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求疑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
望得到护佑。有对祖先与自然神□的祭祀与求告，有对
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也有对同周围
各方国战争的关注和商王关于田游、疾病、生育以及旬、
夕、祸、福的占问等。
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龟腹甲（也有少量背甲）和
牛胛骨。龟主要为南方产物，殷墟第13次发掘所得一版
大龟长一尺二寸，产自马来半岛。牛胛骨则主要为当地
所产。卜用甲骨，用前都需经过整治。在殷墟科学发掘
前,曾在小屯村北朱姓地（即后来之E区）发现一坑数百
只腹背完整之龟壳，此即存储龟料的场所。削锯龟甲时，
先将腹背锯开，去掉腹甲外沿，再将其内刮磨平整。背
甲则从中间剖开,再锯去首尾两端,呈鞋底形，此即“改
制背甲”。经削锯处理的龟甲都要去掉鳞片并将正反面
打磨平整;整治肩胛骨时则先要切去一部分骨臼,再切去
突出之臼角和削平骨脊，最后将正、反面打磨光滑。锯
削后的甲骨还要在背面施以凿、钻，但也有少量牛胛骨
在正面施钻凿。凿为长槽状或枣核状。凿旁挖一个圆窠，
即为钻。龟甲以中间千里路为界,左甲钻在凿右,右甲反
之；牛胛骨左胛骨钻在凿右，右胛骨亦反之。
占卜时，用燃炽的木枝烧炙甲骨背面凿、钻处，因
甲骨厚薄不匀，正面即出现“卜”字形之裂纹。其中钻
处裂纹称兆枝，凿处裂纹称兆乾，此即据以判断吉凶的
“卜兆”。卜时所灼数不一，少则呈一、二兆，多则可
达百余兆。龟甲兆枝左右相对。牛胛骨则兆枝朝向臼角
缺口，即右胛骨兆枝向右，左胛骨兆枝向左。占卜以后，
将所问事项刻记在甲骨之上。文字一般先刻竖划，后刻
横划。首先在卜兆上方刻记占卜序数，即一、二、三、
四……,称为“兆序”,最多有卜至20次以上者。兆旁还
记“兆辞”，如不玄、不玄冥、一告、二告、三告、小
告等。或记“吉辞”，如吉、大吉、弘吉等。或记“用
辞”,如□用、用、□毋用、□御等。吉辞、用辞以晚
期甲骨为常见。最后刻卜问之事，故又称甲骨文为卜辞
（见彩图卜甲、卜骨、卜骨）。一条完整卜辞，
应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项。如《殷虚文字丙
编》第247片：
甲申卜，□，贞妇好娩□。王占曰：
其佳丁娩，□。其佳庚娩，弘吉。
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佳女。
此辞之“甲申卜，□”即叙辞，为贞卜日期及贞人名。
“贞妇好娩□”,为所问之事,称“命辞”或“贞辞”。
“王占曰：其佳丁娩，□。其佳庚娩，弘吉”，为商王
亲自视兆占问以判断吉凶，称“占辞”。“三旬又一日
甲寅娩，不□，佳女”,为卜后31日，事情应验,记其结
果而补刻，即“验辞”。在殷墟卜辞中，形式如此完整
者极少,一般常省去占辞或验辞,也有只保留命辞者。在
早期甲骨中，有时将刻文以□砂或墨填涂，也有少数甲
骨上的文字不是刻写，而是用“毛笔”朱书而成。
卜辞的分布有一定规律。一般说来，刻辞迎兆并与
一定的卜兆有关。龟腹甲右侧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
侧卜兆向右，文字左行；甲首及甲尾部分，或近甲桥边
缘部分，卜辞由外向内行。背甲与之相同。商人占卜往
往从正反两个方面问疑，反映在龟甲上则有位置相应的
左右“对贞”。牛胛骨中右胛骨卜兆向右,卜辞左行;左
胛骨卜兆向左，卜辞右行。只有上端近骨臼处的两条卜
辞由中间读起，在左左行，在右右行。牛骨上的各条卜
辞，或自下而上刻写，或自上而下刻写，其间往往有界
划相隔。每一件事也反覆对贞。但也有不同之卜交错排
列，名为“相间刻辞”；有时甲骨正面的卜辞无处容纳，
则转刻于背面，此即“正反相接”；有时反覆卜问同一
件事,但将内容基本相同的卜辞分刻于数版甲骨之上,只
是各版卜序不同，这就是“卜辞同文”。
甲骨经占卜契刻之后,有的便有意识地存储起来,如
1936年发掘的127号坑内共存放17000片甲骨；有的则散
落，如出土于殷墟宫殿基址之上的零星甲骨即是；有的
则被废弃，如一些习刻文字，如乾支表、仿刻等。
分期与断代对商代甲骨进行分期断代，是将甲骨
学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必要条件。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
作宾1933年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所提出的五期说：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
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
期：帝乙、帝辛。五期的划分，主要根据十项断代标準：
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
8.文法；9.字形；10.书体。十项标準中，最重要的是
世系、称谓、贞人三项。世系是各王的位次。称谓是时
王(即占卜时的王)对各位祖先的称呼（祖、父、兄、妣、
母），据此可知时王与其祖先和其他亲属间的关係。贞
人是代时王例行占卜的史官，与占卜问疑的时王为同时
人。因此,世系是个纲，根据时王对先王的不同称谓,就
可判断甲骨属于何时。时代已明的甲骨上出现的贞人，
也当与时王同时。同一版甲骨上出现的不同贞人，由于
他们的称谓系统基本一致，因此，某个贞人的时代一经
确定，就可推而广之，从同版关係找出与这一贞人同时
代的另外一些贞人。各代贞人的组合排出后，就可根据
卜辞中出现的贞人来判定时代。甲骨卜辞一到五期都有
贞人，尤以一、二、三期为常见。其他各项断代标準也
有参考价值，但局限性比较大。如“坑位”，只有科学
发掘才可能有确切的坑位和地层关係，对分期断代研究
才有重要参考价值。另外，有些坑因地层关係不明或公
布的资料不全，也会给研究带来困难。其他如方国、人
物、文法、字型、书体等标準，都是从已判明时代的甲
骨文中归纳出来的，只能做为分期断代的间接证据。不
过，根据甲骨文不同时期的字形、书体的变化规律进行
分期断代，往往也是很有效的。因为每一时期的甲骨文
都有其独特的书体风格：第一期雄伟；第二期严整；第
三期散乱、颓废；第四期峻峭粗放；第五期谨饬。此外，
同一个字在不同时期中，字形也有变化，如较为常见的
乾支字，变化更为明显。因此，熟练掌握书体、字形的
变化，对判断没有称谓或贞人的残辞或卜旬、卜夕卜辞
的时代是很有意义的。
董氏断为三、四期的一些卜辞,有不少没有贞人,且
字型、文例相近,难于分开。因此,胡厚宣在董氏“五期
说”的基础上，将董氏的三期和四期合併而提出了“四
期说”。
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根据董氏的十
项断代标準，提出了“九期”的划分法，即：第一期：
武丁卜辞；第二期：祖庚卜辞；第三期：祖甲卜辞；第
四期：廪辛卜辞；第五期：康丁卜辞；第六期：武乙卜
辞；第七期：文丁卜辞；第八期:帝乙卜辞；第九期:帝
辛卜辞。陈氏力图将每片甲骨都分在有关各王之下，但
这在实践时是有困难的。因此，他在能分的时候，儘量
採用九期分法。在不易细分时，则仍採用董氏的五期分
法，甚至使用早期（武丁、祖庚、祖甲、廪辛）、中期
（康丁、武乙、文丁）、晚期（帝乙、帝辛）这样的三
期分法。
商代甲骨中的部分甲骨被董作宾称为“文武丁时代
卜辞的谜”；陈梦家根据贞人名称称之为“□组、子组、
午组”卜辞，定为武丁晚期；胡厚宣则认为属盘庚、小
辛、小乙时期；另有人认为属帝乙、帝辛时期。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发掘中，这类卜辞常与武丁时代的
宾组卜辞同出，并且这类甲骨的坑位和共出陶器也都相
当于殷墟文化早期，即武丁时期。“□、子、午”组卜
辞虽与武丁时常见的“宾组”卜辞不同，但称谓、人物、
字型、文例等方面均有较密切的关係。经过近年的研究
讨论，这类卜辞为武丁时期的意见已趋一致。与此同时，
对董作宾划为武乙、文丁时代的卜辞也有学者提出质疑。
有人主张把有贞人“历”及与之字型相近的卜辞称之为
“历组”，并根据其称谓、人名、事类、文例与武丁、
祖庚卜辞有些相近，定其为武丁晚期至祖庚时代物。但
另有人不赞成称此类卜辞为“历组”，而名之为“武乙、
文丁卜辞”，并根据这类卜辞的出土地层及坑位情况等，
论证其与武丁卜辞不是同代之物。在1973年的殷墟发掘
中,于小屯南地相当于大司空村三期的灰坑和地层中,出
土了康丁、武乙、文丁卜辞，获得了準确的层位证据。
武丁、祖庚卜辞与武乙、文丁卜辞所记事类也有区别：
如武丁时常见的□方,在武乙、文丁卜辞中根本不见;其
他如字型风格、惯用语、文例等方面，与武丁、祖庚卜
辞也有较大区别，具有较晚的特点。因此，两者的年代
应有不同。这一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
主要内容甲骨文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涉及商代社
会各个领域，15万片甲骨文是中国目前最早的文献记录。
《甲骨文合集》将甲骨文内容分为4大类、21项。即：
（一）阶级和国家
1.奴隶和平民；2.奴隶主和贵族；3.官吏；4.军队、
刑罚、监狱；5.战争；6.方域；7.贡纳。
（二）社会生产
8.农业；9.渔猎、畜牧；10.手工业；11.商业、交
通。
（三）思想文化
12.天文曆法；13.气象；14.建筑；15.疾病;16.生
育；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凶梦幻；20.卜法；
21.文字。
（四）其他
从甲骨文中有关商代阶级和国家的资料可知，商代
的奴隶和平民由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
份的人组成；奴隶主和贵族有先公先王和他们的配偶如
高妣某、妣某、母某、妇某及其子子某、多子等；各级
官吏则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军
队有师、旅等；刑罚有□、刖、劓、伐、□等；并设定
了监狱“□”。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征伐的方国
主要有□方、土方、夷方、下危、巴方、周、召方等，
帝乙、帝辛时则以东南的夷方为主要敌国。不少方国部
落对商王朝叛服无常，被征服后则称臣纳贡，甲骨文中
常见氏（致）、来、入马牛羊象龟等记载。此外，商王
朝还通过取、登、□等手段广为聚敛。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在农业
方面，有许多裒田、□田、□田、作大田的记载，还见
有商代的各种农作物名称如黍、稷、麦、来、稻等。商
代统治者关心农业收成的丰歉，常有立黍、省黍、求年、
告秋之卜，并关心风、雨、降□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在
畜牧业方面，马、牛、羊、鸡、犬、豕等都有记载，畜
养量较大并有专门的畜廄。祭祀时常用大批牛羊，用羊
曾多至158只,并曾準备一次用掉“千牛”。渔猎仍在社
会生活中起一定的作用，猎物有鹿、麋、豕、象、虎、
狐、鱼类和各种鸟类。狩猎方法有田、狩、逐、阱、射、
□、□、□等。面积广大的沁阳田猎区是商王田游的主
要场所。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和舟、车以至传
递制度等商业交通方面的材料。
在甲骨文里，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也很丰
富。天文曆法方面，有月食、日食和鸟星、新星、新大
星等材料，也有“十三月”、频大月等闰置材料和乾支
记日及每日不同时间阶段的“时称”等。在气象方面，
有不少卜雨、卜风以及易日、云、雷、雹、雪、□、虹
等方面的记录。在医学方面，记录了不少头疾、牙疾、
鼻疾、言疾、肘疾、足疾、肿疾等疾病，也有关于生育
的记载并能準确推知预产期。商人还崇拜上帝、四方风
神、日、东母、西母等神灵，也崇拜岳、河、□、土等
地□和季、王亥、王恆等祖先神。
商代甲骨文多为占卜问疑的记录，但也有一些并非
卜辞。这就是：①表谱刻辞，如乾支表、祀谱、家谱等。
②记事刻辞,如刻在腹甲的甲桥部分的“甲桥刻辞”;刻
在背甲反面的“背甲刻辞”；刻在腹甲右尾部分的“右
尾甲刻辞”；刻在牛胛骨骨面宽而薄一端下方的“骨面
刻辞”；刻在牛胛骨骨臼部分的“骨臼刻辞”等。记事
刻辞与占卜无关，主要记卜用甲骨的来源、贡入者、所
贡数量、整治者和史官签名等。儘管甲骨文的内容比较
丰富，但它毕竟是商王室占卜的遗物，所记内容主要是
商王和大贵族的活动，在反映整个商代社会方面具有一
定局限性。
科学价值甲骨文在文字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中占有
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目前最早有系统的文字。甲骨
文已是较为成熟的文字，其构成主要有象形、假借、形
声三种。所谓象形字，就是按客观事物的形象描绘出的
文字，并对其有约定俗成的语言称谓，如□一望而知其
为犬形，又呼此种动物为“犬”声。对于语言中一些难
以描绘出来的字元，则借用一些已有的象形字当作代用
的注音符号来记录，这就是假借，如□本是锯子的象形，
读为“我”，但可假借“我”音，作为代词的“我”字。
所谓形声字，就是在假借字旁加上代表事物事类的形符，
如假借字羽，本为毛羽之羽,发羽声,借用声为表示“翌
日”之“翌”，加形符“日”后成为“□”字，但仍发
“羽”声。武丁时期,这3种类型的文字已基本存在，但
形声字尚不发达，以象形字做音符的假借字还比较多。
帝乙、帝辛时代，形声字才发展起来。今天的汉字，仍
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了
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甲骨文的文法也和现在的汉
语语法基本一致。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商代的记载较少，甲骨文材
料弥补了这一缺陷。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们结合考古学、
民族学的材料，努力恢复商代社会的面貌。甲骨文有关
商代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的记载，反映了商代社会的阶级
结构。众和羌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并有大批奴隶
或俘虏被用作祭祀或埋葬时的“人牲”与“人殉”（见
商代的人殉和人牲）。奴隶和平民经常逃亡，以反抗奴
隶主的奴役和压榨，直至酿成“焚廪”暴动。商王自称
“余一人”，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将王权神化，加强了
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商王朝建立了左、中、右三师
的军队，并由内服和外服的各级官吏组成了庞大的官僚
机构,设定了监狱,制定了严酷的刑罚。后世的“五刑”
在甲骨文中已有滥觞。商王朝不仅加强了对奴隶反抗的
镇压，还经常发动对外战争。自武丁起至文丁时代，主
要用兵于北方和西北的各方国。帝乙、帝辛时代，则主
要用兵于东南的夷方。通过对周围各方国部落的不断征
伐，商王朝扩大了疆域和奴隶的来源。甲骨文里出现的
许多方国名和地名，为研究商代地理和疆域提供了重要
资料。有关鸟图腾的遗痕和亲族制度以及“非王卜辞”
等甲骨刻辞，对研究商民族的起源和家族形态也很有意
义。
甲骨文还为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
商代的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当时已经掌握了各
种农作物的栽培方法。商代的畜牧业在社会生产中仍占
有重要地位，而以养马业发展较快。商代的医学已达到
较高水平，有关疾病的记载，表明当时的医学分类已基
本具备今天的内、外、耳鼻喉、牙、泌尿、妇产、小儿、
传染各科,而有关龋齿的记载,则是最早的这类记载之一。
商代的曆法是阴阳合曆，武丁时因年终置闰而有“十三
月”。祖庚、祖甲时有了“年中置闰”。商代以乾支记
日,并将一天划分为不同的时间阶段,创製了记时的“时
称”。商人对气象的观测也很注意，关于风、云、雨、
雪、雹、雷、虹的记载，证明商代气候较今日为暖，为
古气象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有关日食、月
食和星象的记载，对研究商代的天文学和曆法的定朔也
很有价值。
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对商代考古也很有意义。殷墟文
化分期的相对年代,在参照甲骨分期研究的成果之后,得
出了较为确切的序列。与此同时，不少遗蹟、遗物的性
质和年代的考证，如妇好墓的年代及妇好在历史上的活
动、殷王陵祭祀场的推定、人殉与人祭、族墓地的研究
及社祀遗址的考订等，都是结合甲骨文材料进行的。
今后研究的主要课题商代甲骨文发现以来，其研
究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今后深入。
在文字考释方面,虽然目前已经确认了1000多个单字,基
本可以通读篇章，但仍有大部分单字未能识读。在分期
断代研究方面,儘管“□、子、午”3组卜辞为武丁时期
的意见目前已渐趋一致，但具体为武丁的哪个阶段还有
待探索；所谓“历组”卜辞的时代能否提前到武丁祖庚
时期，尚需进一步讨论；至于“分组”说（亦即卜辞字
体“两系”说）能否成立，也需深入研究；目前“非王
卜辞”已为愈来愈多的学者所承认，但将殷墟甲骨中的
“非王卜辞”全部与王室卜辞分开，并论述其特徵和所
反映的商代历史还需假以时日。在商史研究方面，很多
问题仍存在争论，如有关商代社会性质，特别是商代处
于奴隶社会的哪个阶段；对奴隶的身份，特别是“众”
和“众人”的社会身份的认识；商代国家究竟是奴隶制
专制的君主政体，还是方国联盟的城邦制等，都存在不
同意见。此外，对商代的军事组织、家族形态、传说时
代等的研究还刚开始。也有一些问题，如商代不同时期
的经济发展状况、商代的方国地理、文化史以及天文历
法、祭祀制度、官制等，目前的研究仍很薄弱，还有不
少问题尚无人涉及，因此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参考书目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商务印书馆，
1951。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
严一萍：《甲骨学》，艺文印书馆，1978。
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1。
Xizhoujiagu
西周甲骨

西周时代的有字龟甲和兽骨。1954年首先于山西省
洪洞县发现，1956年始被确定为周初遗物，此后在北京
昌平白浮西周墓、陕西的丰镐遗址、周原遗址等地都有
出土。陕西岐山凤雏出土最多,其中有字者289片。周原
地区发现的甲骨,一般认为是灭商前后的,也有人将其划
分为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3个时期。其
内容可分两类：一类为与占卜有关的少量卜辞和多量记
事辞；另一类为记占筮时的“筮数”，或可称为卦象。
西周甲骨在文字、卜法和埋藏等方面与商代甲骨有
共同性，但也有一定特徵：在甲骨整治方面，甲首经过
掏挖并留有宽厚的边缘，卜骨则先割去骨臼和胛骨中脊
部分而不切臼角；在钻凿形态方面，卜甲方凿，卜骨则
施圆钻；在灼兆方面，卜甲灼痕较大,凿内呈焦黑状,牛
胛骨则烧灼较轻，正面兆枝相对，使用时以骨臼一方为
下；在刻辞方面，一般文字较少而且字型纤小，需放大
5倍方能辨识。
西周卜骨
西周卜骨
西周甲骨文记载了不少重要史实。有的记成汤、太
甲、文武丁、文武帝乙、周方伯等商周王名；有的记有
太保、师氏等官名；也有的记人名，如毕公、□叔、箕
子等；还有的记方国地名，如蜀、巢、密、楚等和黄河、
洛水、镐、帛等。此外，还有既吉、既魄等有关曆法材
料。这为研究商周关係，周与少数民族的关係，以及西
周初期至中期的历史、地理、职官和曆法提供了珍贵资
料。
西周甲骨的研究尚属开始阶段。关于文字的考释和
分期，意见还不一致。
商代铜器

商代的铜器大都是铜和锡、铅合金的青铜器，为商
文化的最主要的特徵之一。商代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
的繁荣、昌盛时期，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
冶铸技术日趋成熟，有许多艺术珍品。至商代晚期，有
的铜器上出现了较长的铭文。因此，商代铜器对于研究
商代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发现和研究商代铜器的发现和着录始于北宋时期，
《考古图》中着录的得自邺郡河□甲城的几件铜器，大
概就是安阳殷墟出土的。清代以来，发现日多，清宫内
外都有不少收藏，并见于各种图录。清末，盗掘之风日
炽，商代铜器大量拥入市肆，外国人趁机收购，遂使很
多重要的铜器流散国外。
从1928年发掘安阳殷墟开始，才有了经过科学发掘
出土的商代铜器，可以确认属商代晚期，从而成为研究
商代铜器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商代早
期、中期遗址的发现，又得到了一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
铜器，建立起商代铜器的发展序列，加深了对商代铜器
的认识。现在，已发现的商代铜器的分布範围，包括北
自内蒙古，南至湖南，东起山东，西到陕西的广大地区。
其中以河南发现最多，也最重要，此地应是商王畿所在，
而边缘地区的商代铜器，则有可能是商代各方国的遗存。
清代以来，金石学家曾对传世的商代铜器作过考释
和研究。罗振玉收集商代铜器铭文编为《殷文存》。容
庚对商代铜器做综合研究，编写有《商周□器通考》。
李济等根据安阳发掘所获的铜礼器，编写成《古器物研
究专刊》共5册,对其器形、纹饰和铸造工艺进行了探讨。
《殷虚妇好墓》则对妇好墓所出的460多件各类铜器进
行了介绍。此外，在商代铜器的合金成分和冶铸技术方
面，也都有专题研究。一些外国学者也对商代铜器的形
制、纹饰、分期和铭文考释发表过不少论着。
分期和断代商代铜器可以分为早、中、晚3期。早
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晚期所出铜器为代表，其年代
上限相当于成汤时期。早期铜器发现较少，器形有爵、
□、戈、刀、镞、锥、锛、凿等。铜礼器只有一、二种，
胎质很薄，铸造也较粗糙，既无花纹，也无铭文。但有
的铜牌饰以绿松石镶嵌出纹饰，显示出较高的技艺水平。
中期以郑州商代遗址和黄陂盘龙城遗址所出铜器为
代表，其年代大致相当于仲丁至盘庚迁殷以前。中期的
铜器发现较多，礼器的种类增加，有鼎、鬲、□、觚、
爵、□、卣、□、盘等，此外也有兵器和工具。此期的
铜礼器胎质一般仍较薄，花纹也较简单，只有单线条的
花纹带。但是,已经能够铸造出象郑州发现的高达1米的
方鼎那样的大型器物（见彩图提梁卣、方鼎），表
现出相当高的铸造技术水平。
晚期以安阳殷墟所出铜器为代表，年代从盘庚迁殷
至商末。这是商代铜器发展的极盛时期，发现的铜器很
多,年代也较可靠，因此还可划为3期。殷墟第一期的铜
器和郑州商代中期铜器比较接近，第三期的铜器和西周
早期铜器很相似。第二期的铜器最富特点，妇好墓所出
铜器即其代表，这个时期的铜器有很多新的器类，器形
也有明显的变化，铜礼器一般都较厚重，花纹也较繁缛，
并开始出现铭文。
商代晚期铜器三羊□
器形和花纹商代铜器按用途大致可以分为礼器、
食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
礼器又可以分为食器、酒器、水器等。食器有鼎、
鬲、□、□等，酒器种类最多，有觚、爵、觯、□、尊、
卣、壶、觥、□、□、瓿、方□，水器有盘。商代早期
的铜礼器只发现爵和□两种，爵多为束腰，平底，三足
短小，无柱，一般也无花纹。商代中期铜礼器有很大增
长，酒器以觚、爵、□为核心，爵的形状与早期的有所
不同，没有明显的束腰，三足也较长。食器中鼎有几种
形式，郑州发现的方鼎为方斗形，与后来的长方形的方
鼎不同,颇具特色。中期的铜礼器普遍有带状的纹饰,大
都是单线条的饕餮纹，或在上下夹以圆圈纹。另外，还
有乳钉纹和圆涡纹等。商代晚期的铜礼器发展更快，出
现了许多新的器形，妇好墓出土的三连□、偶方□都是
前所未见的。这个时期还盛行以鸟兽形象铸成铜器，如
妇好墓的□尊，传出湖南的四羊尊、虎食人形卣等，石
楼出土的铜觥也是极罕见的器形。晚期铜礼器中酒器仍
占绝大多数，最主要的是觚和爵。爵的形状有较大的变
化，多为圜底，高柱，三棱形足，很少再有平底的。晚
期的铜器一般都较厚重，最着名的是安阳西北冈出土的
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公斤。铜器花纹趋于繁缛，表现在
普遍以雷纹为地纹，主体花纹的式样除饕餮纹外，还有
夔纹、龙纹、蝉纹、鸟纹、蚕纹、龟纹及各种几何形纹
饰，花纹往往布满全器，很多铜器的器身还有凸起的扉
棱和牺首等装饰。(见彩图司母戊方鼎(商)、□尊)
宁乡出土的四羊尊
乐器有铙和鼓。铙是3件一组大小递减的乐器,湖南
出土的大铙不见于中原地区，可能是南方特有的。鼓发
现较少，鼓面上有鼍皮纹，表明是仿照木鼓铸造的。兵
器有钺、戈、矛、刀、镞、盔和弓形器等。戈的数量最
多，形式上也有不少变化，最常见的有直内戈、曲内戈
和銎内戈几种，晚期还出现有胡有穿的戈。有一种援身
为三角形的戈，或称为□，陕西城固一带发现较多，可
能是蜀文化的因素。钺出现于商代中期，大型的钺往往
出于较大的墓中，可能是权力的象徵。刀的式样也较多，
有凹刃直背的，也有弧刃凸背的；柄首有作环形的，也
有成兽头形的。晋陕地区常出一种铃首刀和长条形三銎
刀，共出的还有蛇首匕，这些铜器均显示出北方草原文
化的影响。工具有斧、锛、凿、铲、锥等；车马器有□、
辖套、踵、轭、镳等。在妇好墓中还发现4面铜镜,镜为
圆形，背面有半环形钮，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镜
子。此外，城固铜器群中的铜人面具和牛头形面具，也
都很有特点。
商代铜镜妇好墓出土
合金成分和铸造技术商代铜器的主要金属成分是
铜、锡和铅,从测定结果看,各个时期的不同器物在合金
比例上并不一致。商代早期的一件铜爵经测定含铜92%，
锡7%，而另一件锛则含铜98%，锡只有1%。盘龙城出
土的商代中期铜礼器中，有的含铜81～88%，锡5～8%，
铅1～6%；有的含铜71%，而铅则高达21～24%。安阳
殷墟西区出土的40多件标本，无论是礼器或兵器，都有
铜、铜锡、铜铅、铜锡铅等4种情形,不过，就礼器而言，
似乎年代愈晚，以铅替锡的趋势愈明显。
在铜器铸造方面，由于在郑州和安阳都发现有商代
中期和晚期的铸铜遗址，而且铜器本身也保存有某些铸
造痕迹，因此，可以对当时的铸造工艺作出一定的判断。
商代铜器均採用合范方法铸造，范的多少则视器形而定。
商代早期的铜爵是由2块腹范、1块□范、1块底范和1块
芯座合范浇铸的，而商代晚期的铜爵则需用16块外范。
商代中期除能够铸造大型器物外,已能用分铸的方法,将
一些器物的附属档案预先铸好，再和主件铸接在一起，例如
卣的提梁就是另行铸造的。商代晚期铸造技术有更进一
步的发展,如司母戊方鼎的鼎身和四足是整体铸造的,鼎
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浇铸而成，
根据其体积和重量估计，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公斤以上，
冶铸时必须有较大的熔铜炉，且有可能採用经地槽流注
的方法进行浇铸。
商代晚期还发展了铜镶玉的技术，例如妇好墓出土
的玉援铜戈即是将玉戈援纳入铜内的陶范中铸成。藁城
等地发现的铁刃铜钺也是採用这种技术铸成的。
铭文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铜器上至今未见铭文。大
概到商代晚期的第二期，铜器上才出现铭文。较早的铭
文只有很少几个字,大都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如
妇好之类。商代末年始有较长的铭文，最长有三、四十
字的，内容大抵是因受赏而为父辈作器。安阳后冈祭祀
坑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铭文30字，是科学发掘以来所获商
代铜器中铭文最长者。传出山东梁山的小臣□犀尊，有
铭文27字，内容记帝辛十五年，王来征人方，赐小臣□
贝，关係到商代末年与人方间的战争。传世的□□有铭
文37字，记帝辛二十年十一月戊辰，祭祀先王武乙之配
妣戊，□受□师之赏而为其父作器。这些有明确纪年的
铜器在商代铜器的编年研究上是很重要的。
商代晚期戍嗣子鼎及其铭文安阳后冈祭祀坑出土
关于商代铜器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如商代铜器
金属原料的产地问题，殷墟青铜器分期的不同认识问题，
尤其是商代铜器的渊源问题等。目前资料还比较少，有
关中国早期铜器的研究则刚刚开始，今后需加强这方面
的工作。
参考书目
容庚：《商周□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北京，1941。
李济、万家保:《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至第五本,历
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64～197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虚妇好墓》，文物
出版社，1980。
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7年
3期。

大□□

西周早期青铜器。因铭文中有“王又大□”字句而
得名。又因作器者为武王祭祀祖考时的助祭王臣天亡，
故又名天亡□。这一铜器是传世的周武王时期的标準铜
器。相传清道光末年与毛公鼎同出于陕西岐山。现藏北
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四耳垂珥，方座，侈口。方座及器腹均饰以张口
回身的龙纹。这种龙纹及四耳方座的器形，仅流行于西
周初年武、成时期。器腹内有铭文8行、76字。铭文先
说王有大□，泛舟于辟雍的池中。王祭祀于辟雍内的明
堂。武王降命于助祭的天亡，让他襄助衣祀王父文王和
大祭上帝。然后记述武王受到文王的护佑，终于灭商。
作器者天亡在记述王命以后说明,为了称颂王的功德,因
而作器以为纪念。铭文中的“大□”即大礼，“衣祀”
指遍祀先王;而“事喜上帝”的喜,即《诗经·商颂·玄
鸟》中“大□是□”的□,即祭上帝。□铭中所记在辟
雍举行祭祀等，是研究西周初年祭祀制度的珍贵史料。
城固铜器群

商代晚期方国青铜器遗存。出土于陕西省城固县□
水河两岸。1955～1976年先后发现12起,共400多件。其
年代大约相当于武丁前后。
铜器大都出自窖藏，其中数量最多的是1976年发现
的苏村铜器窖藏,在一个直径约1.3米的坑内发现两件方
□,器内及周围有铜戈、人面具、兽面县和各式铜泡400
余件。城固出土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等。礼器有鼎、
□、方□、尊、瓿、罐等20件。两件方□高51.5厘米，
通体饰饕餮纹、夔纹、圆涡纹、垂三角纹，製作极为精
致，四件尊都是大侈口,折肩，高圈足，肩部有3个牛头
突饰,腹部及圈足饰饕餮纹,最大的一件高44.5厘米。兵
器为戈、矛、钺、斧、镞。戈的数量最多，大部分是三
角形援的□，也有长鬍四穿戈和曲内戈。其中一件戈的
三角形援的两面有双首龙纹，另一件钺器身中部有圆形
透雕虎纹，都很有特色。人面具象人脸形，五官皆透雕
有孔。兽面具为牛头形，高15～18厘米。这类面具不见
于其他地区，用途不明。城固出土的青铜礼器和殷墟出
土的同类器物几乎完全相同，但双龙纹戈、虎纹钺以及
人面具、兽面具又表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因此，推测
它是商代某个方国的文化遗存。
苏村出土的青铜人面具
苏村出土的青铜兽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