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代,哈耶克被广泛认为是最主要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之一,但他的经济理论却和当时新崛起的凯恩斯学派格格不入。两个经济学派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日。哈耶克的理论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于美国和英国获得重视,支持哈耶克的政治家们开始在这些国家浮上檯面(例如美国的隆纳·雷根和英国的玛格利特·柴契尔)。在1950年哈耶克离开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往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担任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的教授(由于他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观点,他被当时经济学系里的某个人所阻挠而无法加入)。他在芝加哥也认识了其他突出的经济学家,如米尔顿·佛利民。不过,从那时开始,哈耶克的兴趣逐渐转向政治哲学和心理学——虽然他也持续撰写经济学有关的着作,而且即使到这时,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也尚未完全发表。哈耶克在1962年前往德国担任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的教授,直到他在1968年退休为止。
在1974年他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成为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开始获得重视的主因之一。1984年,在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柴契尔的推荐下,他获得伊莉莎白二世授与名誉勛位(Order of the Companions of Honour),以表扬他对于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之后哈耶克又担任了萨尔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alzburg)的客座教授。哈耶克在1992年于德国的弗莱堡去世,享年93岁。
根基于早期米塞斯和其他人的着作,哈耶克主张道:在中央计画经济里,某个特定的个人或团体必须决定资源的分配,但这些计画者永远都不会获取足够的资讯以正确的分配资源,这种问题又被称为经济计算问题(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哈耶克认为有效的资源交换和使用只有可能经由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加以维持。而在1945年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书中哈耶克主张价格机制可以用以交流和协调个人的知识,使社会的成员能够达成多样化,藉由自发性的自我组织原则来解决複杂的难题。他创造了交易经济学一词来称呼“自我组织的自愿合作制度”。
哈耶克对于资本、货币、和商业周期的着作被广泛视为是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更早时的《货币与信用理论》(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1912)一书里已解释了货币和银行业务的理论,将边际效益的货币价值原则套用至新的产业波动理论上。哈耶克以这本书为基础进一步的解释商业周期,这个理论在后来被称为“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在他的《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1931)和《资本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1941)中,他解释商业周期的起源是政府中央银行在信用扩张的过程中刻意压低利率导致资本被错误分配而造成的。
“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被许多理性预期理论的支持者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批评。哈耶克在1939年的《利润、利息和投资》(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一书中将他的理论与其他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家如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等人作出区隔,首先他避免以货币理论作为商业周期的全盘解释,并提出一个根基于利润而非利息上的特殊解释方式。哈耶克明确指出大多数正确的商业周期解释方式都是注重于现实上,而非数据上的波动。他也注意到这种特殊的商业周期解释方式无法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完全吻合。
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
虽然哈耶克最知名的是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但在哈耶克的职业生涯后期他也对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作出许多贡献,大多是从他认为人类知识有限的理论上衍生而来,以及在他理论中自发性秩序社会制度所扮演的角色。他主张一个以市场秩序为轴心组织的社会(之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仅只限于保护必要的市场和个人运作安全),这便是从他对于人类知识有限的道德哲学理论所衍生的。在他的科学哲学理论中,哈耶克大力的批评所谓的科学万能主义— 错误的将科学研究方式强加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上,导致在实践上产生相反的结果。通常这牵涉到在哲学上强行要求明确验证,错误的认为所有科学解释都可以简 单的用二维的线形图表进行。哈耶克指出大多数科学都牵涉到複杂的多线形和多变数,而经济学和非设计秩序的複杂性则有如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一般,强加一般的 科学研究方式只会造成错误的结果(《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in the Abuse of Reason,1952)。在(《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1952)一书中他则发展出一套“赫比学习法”(Hebbian learning)的学习和记忆方式,哈耶克在1920年便已经构思出这个概念,甚至还早在他学习经济学之前。哈耶克延伸的“赫比突触”(Hebbian synapse)则对全球的人脑研究有相当大的贡献,并且持续在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界发挥影响力直到今日。
儘管对于这段关係至今仍存在许多争议,哈耶克一生中与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保持了长期的友谊关係,两人也都是来自维也纳。 在一封写给哈耶克的信中,波普尔写道:“我想我从你身上学到的东西可能超过所有其他在世的思想家。”(Hacohen,2000)波普尔将他的《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献给哈耶克,而哈耶克也将他的论文集《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献给波普尔,并在1982年说道:“…自从他的Logik der Forschung在1934年出版以来,我彻底成为他的方法论理论的支持者。”(Weimer and Palermo,1982)波普尔也参加了培勒林山学会的开幕集会。儘管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互相赏识,但并没有改变他们两人在理论上的重大差异(Birner,2001)。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里根)和英国(柴契尔夫人) 的保守派政府崛起后,哈耶克的理论获得了更多注意力。在1979年至1990年间担任英国保守派首相的柴契尔夫人便是哈耶克理论的着名支持者。在柴契尔夫人得知自己成为保守党领袖后不久,她“从她的公事包里取出一本书。那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所着的《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她打断了台上演讲者的演讲,高举这本书让大家看见。‘这本书’,她坚定的说道,‘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并且重重的将书敲击讲桌上。”在赢得1979年的大选后,柴契尔夫人指派了哈耶克派的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担任贸易及工业大臣,以矫正长期以来低迷不振的英国经济政策。同样的,许多隆纳·雷根的经济顾问也都是哈耶克的朋友。
不过,哈耶克写下了一篇名为《为什幺我不是保守派》(Why I Am Not a Conservative)的论文,在文中他批评保守主义无能面对人类不断改变的现实、而且无法提出积极性的政策计画。他的批评首先是针对欧洲风格的保守主义,也就是长期以来基于社会稳定和传统价值理由而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哈耶克自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但他也注意到他在美国几乎不可能以“自由派”一词自称,因为这一词在美国早已因罗斯福的新政而被大众与社会自由主义混淆。因此,在美国哈耶克通常被描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过他自己则倾向于自称为“老辉格”(Old Wh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