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心未平^⑵，而夫差有忧色。一旦，复筑台于姑苏之左^⑶，俾参政者以听百姓之疾苦焉^⑷，以察四方之兵革焉^⑸。一之日^⑹，视之以伍员^⑺，未三、四级，且奏曰：“王之民饥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国危矣。”夫差不悦，俾嚭以代焉^⑻。毕九层而不奏，且倡曰^⑼：“四国畏王，百姓歌王，彼员者欺王。”员曰：“彼徒欲其身之亟高^⑽，固不暇为王之视也，亦不为百姓谋也，岂臣之欺乎！”王赐员死，而嚭用事^⑾。明年^⑿，越入吴。

⑴吴宫：春秋时吴王夫差的宫室。

⑵平：平息。

⑶姑苏：姑苏山，又名姑余山、姑胥山，在今江苏苏州市西南。吴王夫差继其父吴王阖闾之后筑姑苏台于山的东侧。左：古代以东为左。如“山左”、“江左”。

⑷俾（bǐ）：使。参政事者：参与朝政大事的人，指朝中大臣。

⑸兵革：兵器和甲冑，这里指战事。

⑹一之日：十月以后的第一个月，即夏曆十一月。为周曆正月。

⑺伍员（yún）：字子胥，春秋时楚人。因其父兄被楚平王杀害，投奔吴国，成为吴王阖闾的大臣。曾协助吴王阖闾攻破楚国，被封于申，故又称申胥。因劝谏吴王夫差拒绝越国求和及停止伐齐，渐被疏远，后被吴王赐死。

⑻嚭（pǐ）：又作伯嚭，春秋时吴国的太宰。其人善于逢迎，深得吴王夫差的宠幸。吴破越后，他受越国的贿赂，使吴王夫差答应与越讲和。又屡进谗言，谄害伍子胥。

⑼倡：倡言，提出看法。

⑽亟（jí）：急切，迫切。

⑾用事：当权，掌管朝政。

⑿明年：第二年。

越国的人心还没有平服，吴王夫差因此而忧心忡忡。一天，他在姑苏山楼台东面再建造一座楼台，以便参与朝政的大臣听取百姓的疾苦，察看各地的军事情况。到了夏曆十一月，夫差派伍子胥去视察工程，还没有建到第三第四层，伍子胥就奏报说：“大王的臣民挨饿了，大王的兵士疲惫了，大王的国家危险了。”夫差听了很不高兴，就让太宰嚭替换伍子胥。九层都筑造完了，太宰嚭并没有奏报实情，而且声言：“四方的国家畏惧大王，百姓歌颂大王，那个伍员是在欺骗大王。”伍子胥说：“他只是想自己极力往上爬，本来就没有时间为大王视察工程，也不为百姓打算，哪里是我在欺骗大王呢？”吴王夫差命伍子胥自尽，而使太宰嚭掌管朝政。第二年，越国军队就攻入了吴国。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纷争不断，最终越王勾践破吴都灭吴国。作者感叹于历史，想要提醒唐末当政者，光想听谀辞而拒绝忠言，其后果是极为可悲的，因此创作了此文。

这是一篇寓言体小品文，作者没有拘泥于史实，而是从吴国众多的君臣中选出了三个典型人物：一个昏君的代表夫差、一个忠臣伍员和一个奸臣伯嚭，在姑苏台这个历史舞台上，让他们演出了一幕历史兴亡的活剧。据史书载，伍员死于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84）。敬王三十八年（前482），越国打败吴国，伍员死的第二年，越国并未入吴。这未必是作者疏于考证，而只是为了使文章更加警策。同样，伍员与伯嚭登台奏言的细节也未必完全真实，只是作者为了更有利于揭示历史本质的真实和使故事情节更加典型化所作的艺术加工。

文中的夫差是个典型的昏君，不明真相、不辨忠奸。这是历史上像夫差这样的一切昏君的基本特徵。大凡昏君都不认为自己昏，他总认为自己是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天下第一举世无双的圣主。在他们看来“四国畏王，百姓歌王”的昇平盛事是理中之事，所以一旦像伍员这样的忠臣说出了“王之民饥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国危矣”的刺耳真言，便马上变得“不悦”起来。昏君虽然昏，但他却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利，臣子们的生死穷达都取决于他的悦与怒。偏偏又有那幺一些人，看重个人的官禄甚于国家的安危，所以朝廷里就出现了像伯嚭这样一些被称为奸臣的人，他们为了取悦君王，可以诬陷忠良，可以颠倒黑白，这样一来，昏君便真正昏了起来，成了不明真相的聋瞽之人。他因不辨忠奸而不明真相，又因不明真相而不辨忠奸。作者以极其洗鍊的笔触和高度的概括力，通过对夫差的刻画，揭露和鞭挞了历史上所有的昏君。

伍员是文中忠臣的形象，作者着意表现他忧国忧民，心急如焚的情态和直言不讳、刚正不阿的品格。文章特别写了伍员向吴王上奏时的一个细节：九层台阶他“未三四级”就急不可待地开始讲话，仅此四字已将伍员对百姓疾苦和国家安危的忧虑、不安和焦急的心情和盘托出。他对所了解的局势毫不隐讳，“饥”、“疲”、“危”三个字，字字千钧，尖锐地指出了局势的严重性。又缀之以三个“矣”字更显得语气沉痛之至。他这样做引起了吴王的“不悦”，并因此丢了官职，但是他没有屈服也没有隐退，当他听了伯嚭歪曲事实的奏疏后，而是义正辞严地予以揭露和痛斥，指出伯嚭想到的只是自己如何往上爬，而不是君国和百姓的利益。这真是一针见血触到了伯嚭的要害，是为君国百姓着想还是为自身欲望考虑，这正是忠与奸的一个分水岭。

作者对伯嚭奸臣形象的刻画，是在与伍员的对比描写中完成的，“毕九层而不奏”与“未三四级，且奏”相比，突出地表现出他那种根本不关心民生疾苦和国家安危的悠然态度和虚伪人品。他那与伍员完全相反的阿谀奉承的奏词更显示出这个人骯髒龌龊的灵魂，那对伍员颠倒是非的诬陷又反映出他的奸诈卑鄙的伎俩。作者在其“曰”前置一“倡”字，十分生动地写出了这个奸臣骗人时大言不惭厚颜无耻的丑恶嘴脸。

在文章的结尾，寄寓了作者对历史经验沉痛的总结和对当政者恳切的告诫：伍员的死，伯嚭的用事与吴的亡国联繫在一起，意味着君王对谀辞谗言的听信和对忠言诤语的拒绝，将要付出极沉重的代价。文章于微小的篇幅之中，抓住人物最富于特徵的言行进行刻画，寥寥数笔，生动地写出了封建官场中的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作者通过描写这些富于象徵意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所寄寓的历史教训，无疑对历代的为政者都是一个明鉴。

安徽大学古籍所研究员高启沃、安徽大学教授臧维熙：《吴宫遗事》记叙吴王夫差喜欢奉迎，不办忠奸，信谗亡国的故事，暗含对唐末昏君奸臣的讥讽之意。（《历代讽谕散文选》）

罗隐（833年~909年），唐末文学家。本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新城（今浙江富阳）人，一作余杭（今属浙江）人。少时即负盛名，但因其诗文好抨击时政，讥讽公卿，故十举进士不第，乃改名隐。黄巢农民起义爆发后，避乱隐居九华山，后归乡依镇海节度使钱镠，深得钱镠赏识。光启三年（887年），表奏为钱塘令，迁着作郎。天祐三年（906年），充节度判官。开平二年（908年），授给事中，次年迁盐铁发运使，不久病卒。罗隐生活于动乱年代，又久受压抑，诗工七绝，颇有讽刺现实之作，多用口语，故少数作品能流传于民间。有诗集《甲乙集》十卷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