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幺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最后把裙裾展开

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 或者草坪上

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 但

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

像花儿一样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

我已把它摺叠好打了包装

吊带裙它将被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

在某个下午或者晚上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

生活的琐碎、照顾病父的艰辛以及结婚生娃的操劳，让宝安打工作家邬霞的文学之路步履维艰。2月初，邬霞被着名诗评人秦晓宇选中，受邀到北京参加一场以工人诗人为主体的诗歌朗诵会。这次北京之行再次点燃她心中文学的火苗。辞旧迎新之际，为了更好地照顾家人、实现文学梦想，邬霞希望“逃离”工厂，找到一份文字工作。

作者，打工诗人邬霞

身材娇小，长相清秀，皮肤白皙，在西乡乐群社区一幢陈旧的出租屋里，坐在记者面前的邬霞怀里抱着约8个月大的小女儿，对于记者的每个问题，她都回答得乾脆利落。

1996年，作为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的邬霞只有14岁，国中还没有毕业，那一年她便跟着母亲来到深圳，在一家工厂当起了童工，开始了她长达12年的工厂生活。“我曾经极其痛恨工厂里的生活，每一件事都规定得很死，约束太大没有自由，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2008年，邬霞从工厂出来，摆过地摊，做过专柜，但是都没有太大收穫。

写作成了伴随邬霞打工岁月的精神支柱和希望，更让寄託了邬霞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嚮往。还住集体宿舍的时候，晚上十一二点下班，吃个宵夜，排队洗衣服洗澡，完成这些后，邬霞就爬到上铺，拉上帘子，一页页地编织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直到凌晨三四点。就是这样，这位生活在最底层的打工女子用心坚持梦想，多年来一共写出了2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她的很多小说、随笔以及诗歌在《作品》《诗刊》《广州文艺》《散文》（海外版）等杂誌上都有发表，这些成绩，让平淡如水的生活泛起了涟漪，激荡出文学的梦想。“我真的很喜欢写作，有很多故事，很多题材我都想写。”看着怀里年幼的女儿，邬霞总感觉自己创作的时间像是被偷走了。

从去年春天开始，诗评人秦晓宇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编纂一本名为《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的诗集和拍摄一部讲述中国当代工人诗人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上。而这场在北京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朗诵会，可以算是这两项工作的衍生品，也是纪录片中的华彩乐章。

为了挑选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工人诗歌以及工人诗人代表，秦晓宇阅读了大量诗歌，在邬霞的部落格里，秦晓宇看到了诗歌《吊带裙》，他眼前一亮。邬霞笔下的女孩们往往过得都比她好。就如诗歌《吊带裙》，读不出大多数打工诗歌的惨烈和压抑。这也是她被秦晓宇看重的地方。在秦晓宇的纪录片《我的诗篇》里，邬霞被选中成为六名主要角色之一。

2015年2月1日，在北京参加诗歌朗诵会时，邬霞认识了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诗人，这让她感到无比高兴。“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工人出身，这让我感到了一种平等的轻鬆。”邬霞说。正是这次北京之行，再次点燃了她心中文学的火苗。

14岁跟着母亲外出打工，至今只回过一次老家，对于邬霞来说，只要和父母在一起，在哪里过年都是一样的。2015年，邬霞一家準备在宝安过年。他们已经在宝安过了很多个年。“关键是家里条件也不允许这样拖家带口地回家过年。”邬霞说。

为了常年生病的父亲，邬霞和妈妈李金秀都在家没有工作，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是远赴海南工地打工的丈夫。看着怀里还在哺乳的小女儿，邬霞希望能儘快去工作。儘管极不喜欢工厂里程式化的生活，“如果没有别的办法，还是要回到工厂去。”邬霞说。2014年，邬霞的生活里多了怀里的小女儿，幸福感增加了，生活压力也就加重了一层。这一年，为了家人健康，她每天下午都带着孩子和生病的父母亲外出散步运动。“必须要运动锻鍊身体了，只要身体好了，一切都会有希望。”每天，她带着家人在阳光下，一走就是半天。这一年，她还写了两篇小说《梦中人》《重庆的酸辣粉》，和两篇随笔《工厂》《工厂里的人》，这些文字都在报纸杂誌上发表。邬霞说，她有一篇长篇小说，2007年就很想写，生活的琐碎、照顾病父的艰辛以及结婚生娃占去了她太多时间，至今这篇小说还只写了两万多字，她希望等女儿再长大一点，就把小说写完。

为了给家人提供好一点的生活，为了保障病父的医药费用以及女儿的生活开支，更为了自己的文学梦想，邬霞希望不用回到工厂，而是找到一份文字工作。在北京参加诗歌朗诵会时，前来採访的记者让邬霞在纸上写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梦想，邬霞写的是“我希望通过诗歌找到一份文字工作”。这也是她和家人2015年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