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生于上海，2007年8月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方向。研究兴趣还包括上海近代城市社会，出版史、文化史及阅读史。多次给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学位专业、选修课程，以及全英语课程教学，尤其注重在授课内容中强调中英文原始资料的解读与运用。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1995年由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考入复旦大学第一届文科基地班，1999-2001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周振鹤教授），取得历史学硕士M.A.学位。2001年获得William Penn Fellowship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东亚系攻读博士（指导教授:梅维恆VictorMair、韩书瑞SusanNaquin等），2006年8月获得该校博士Ph.D.学位。期间，2001-02年被评为美国汉尼基金青年学者(HaneyFoundation Fellow).2006-07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讲师，併兼任圣约瑟夫大学（St.Joseph's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2010年赴日本関西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G-COE项目博士后研究。2008年获上海市晨光学者基金；2014年获得“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範性课程”。

独立作者
1.Jia SI（司佳）,“Treaty-Port English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Speakers, Voices, and Images.”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美国《东亚历史与文化评论》，执行严格匿名评审）, 6 (March 2013): 38-66.

2.司佳《邝其照与1868年〈字典集成〉初版：兼谈第一本中国人编写的英汉字典及其历史实用价值》，《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149-158页。

3.司佳《传教士缘何研习<圣谕广训>：美国卫三畏家族档案手稿所见一斑》，《史林》2013年第3期，90-97页。

4.司佳（Jia SI）“Reprinting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 Produ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Market in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学科前沿》（英文原发稿）,6.2 (June 2011):229-242.

5.司佳《基督教女性三字经体布道文本初探：以〈训女三字经〉为例》，日本関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研究》第4号，2011年，243-252页。
6.司佳《耶鲁大学传教士档案所见清代圣谕广训方言手抄稿若干种》，日本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或问》第21号，2011年，117-128页。

7.司佳《麦都思〈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112-119页。

8.司佳《见闻、谈资与讽刺诗 ——中国洋泾浜英语在十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出版物中的流传》，《九州学林》2010年（春夏季），172-189页。

9.司佳（Jia SI）“Collecting and Collection: Local Chinese Culture in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复旦学报》英文版Fudan Journal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Dec. 2009): 104-122

10.司佳（Jia SI）“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century missionaries' 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英文原发稿）, 4.3 (Sept. 2009): 340-357

11.司佳《五车韵府》的重版与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的英语出版业，《史林》，2009年第2期，6-13页。

12.司佳（Jia SI）“Life around English: The Foreign Loan Word Repertoire and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复旦学报》英文版Fudan Journal(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Mar. 2008): 126-143.

13.Jia Jane SI, “The Genealogy of Dictionaries: Produ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English Texts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Sino-Platonic Papers, 151 (June 2005).

14.司佳《商人、僕人、通事和十八世纪中国沿海洋泾浜英语的形成》，或问WAKUMON Journal of Studies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6 (May 2003), 85-93,日本関西大学

15.司佳《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换》，《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44-50页。

16.司佳《西方人士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催生作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64 (Oct. 2000): 11-19.

17.司佳《从岁时到天时：明清移民以后土着苗民之日常生活安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35-48页。

18.司佳《早期英汉字典所见之语言接触现象》，《复旦学报》2000年第3期，60-67.

19.书评Book Review.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ael Lackner et al.中国学术, 2 (2003): 271-73.

20.书评Book Review.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Federico Masini.中国学术, 2 (2002): 340-43.

司佳（Jia Jane SI）Circul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Speakers, Historical Texts, and a New Linguistic Landscape.（《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使用者、历史文本及语言景观》）VDM Publishing Group, 2009.

2005年3月美国亚洲学年会AAS Annual Meeting, Chicago, USA, Graduate Student Individual Paper Presentation（学会评审研究生优秀论文独立发表）

2007年3月美国国会图书馆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RobertMorrison’s Arrival in China,”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USA, March 14-16.

2007年12月中山大学“清代口岸城市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年3月澳门历史学会“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Macao.

2008年7月英国爱丁堡大学新教海外传教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年会, Edinburgh, UK.

2008年11月复旦大学“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学“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 HK.

2010年6月四川大学“中西比较视野下的社会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年10月日本关西大学“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Osaka, Japan.

2011年6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Penn State University, USA “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宗教与文化”暑期研讨班三次专题授课

2011年7月美国耶鲁大学新教海外传教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年会,Yale University, USA.

2011年10月代表复旦大学外事访问团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诺丁汉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专题演讲两场

2011年1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出版与中外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年12月复旦大学“新文化史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年6月复旦大学“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4月复旦大学中华国际文明中心工作坊“基督宗教与上海社会，1840-1949”

2014年6月The Eighteenth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Japan, Sophia University, Tokyo

2014年10月11-12日山东大学“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10月17-18日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承办“第二届中国翻译史高层论坛”

1）200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项目（2009BLS001省部级）

2）2009年教育部留学回国基金一般课题项目（省部级）

3）2008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画项目（省部级，已结项）

4）2008年复旦大学“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已结项）

5）2008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已结项）

6）2008年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学者项目（已结项）

7）2014年课程China: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中国历史：改良到革命）负责人获“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範性课程”立项。

2014年1-2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访问学者，三次学术讲座

2013年9月台北中研院Academia Sinica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一次学术讲座

2012年8月日本関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2009年6-9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访问学人

2008年7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资料访问研究

2005年2-3月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交流访问

2001-2002 美国汉尼基金青年学者 HaneyFoundation Fellow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谭其骧-禹贡奖”

他山之石与他者视域——对话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司佳

以“汉学”（Sinology）一词来指称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早已约定俗成。但是，二战后美国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作为一种与传统汉学完全不同的学问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后者，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的主流範式。

司佳博士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毕业后回沪，专攻中国近代史，于美国中国学内的墙闱之争自是熟悉。记者就美国中国学发展中的内在原因和背景等问题对她进行了採访。

复旦青年：　“Sinology”，最早由西方传教士创立，译为“汉学”。然而自萨义德（E.Said）的《东方学》出版以来，“汉学”一词被标上了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标籤，西方学者逐渐以“中国学”或“中国研究”来命名自己的研究领域。于是，从4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一下子被推到了国际中国学研究的中心位置。那幺其自身发展的语境和背景是什幺？

司佳：　美国的中国学是冷战的产物，其诞生之初，受到很强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费正清（J. K. Fairbank）之前，美国也有几所大学教授中国的古汉语，和欧洲的汉学研究相似。二战后，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中国研究的热情迅速增长。大量基金投入进来，政府也出台政策支持相关研究，这样，几十年间，美国中国学研究高速发展，许多大学纷纷设立类似的系科，设立教席。此时的“中国学”，甚至带有一些情报蒐集的性质。现在美国许多大学的“东亚研究”系，其前身就是“东方系”；与其他区域研究一起置于“国际区域研究”的框架中，配合美国战后的全球战略部署。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研究出现学术膨胀的问题，研究质量也参差不齐。费正清曾说，他那个时代，熟谙古汉语的美国学者只有两三个。在两国敌对封闭的状态下，很多美国学者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看过充分的中文原始材料，就写出大量学术着作。对此，如今的美国学者也有许多反省。

美国中国学有一个重要的闪光点：在内容上，它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着墨很多，和注重文化的传统汉学相比，更加实际和务实；在时间上，它更重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这可以算是在当时现实政治需要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研究风格。冷战结束后，国际交流正常化，中国学也研究开始走向学术化，但是这种治学的取向依旧留存到现在，并成为主流。当然，美国依然有教授古代汉语的汉学家，他们也自称是“汉学家”，以示与“中国学”家的区别。但是这些人大都是五、六十岁的上一代研究者，而年轻的研究者普遍选择了中国学研究的取向。

现在的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很重视对学生基本的语言、文化训练。如今非常出色的学者，比如孔飞力（P.A.Kuhm）、周锡瑞（J.W.Esherick），都有很好的中文能力，能够广泛地利用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史料档案。

复旦青年：　越南战争以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重大转折。1969年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撰文抨击当时的主流中国学研究，遭受批评的美国主流中国学家开始进行反思，这造就了如今中国学的面貌，也造就了柯文(P.A.Cohen)、艾尔曼（B.Elman）等一大批蜚声海外的中国学家。这种转折在今天回顾起来，能给我们怎幺样的启示？

司佳：　包括柯文在内的这些学者，他们的政治立场或倾向是属于“左派”的。越南战争迫使美国人正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如果美国要想随心所欲地摆弄世界，将会受到真正的制约。在我看来，这一认识给美国研究中国的史家以深刻的影响。由于戳破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各方面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战争“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準绳与标尺，转向一种植根于中国（而非西方）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复旦青年：　这就是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发端？

司佳：　是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其中的政治背景和学术对象。柯文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他对于文革和左派的看法，都渗入了学术研究当中。更为重要的是，柯文提出中国中心主义，他所针对的是当时的学界主流，尤其是列文森（J. R. Levenson）、费正清这些将中国视为“静止的中国”、用“传统”和“现代”粗暴划线的做法。他列举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例子，指出它们虽然都是受西方冲击后的产物，但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中国内部的因素：複杂的社会性质、内部事务的万分火急；而西方的影响事实上被高估了。

现在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一看到“中国中心”的提法，就马上引为海外同志，其实细读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就可以看出他鲜明的学术走向。“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主义”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只是取向和角度的不同，而非质的不同；柯文的观点实际是对那种为美国战略服务的中国学研究的批评。

复旦青年：　北大的罗志田教授也曾撰文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谓“三大高潮”、“两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在挑战以中外关係为核心的既有研究模式，很“中国中心”了，中国学者不必再从国外引入一种“中国中心”模式。这就牵涉到了这个问题，国内史学家怎幺样看待美国中国学的成果和模式？

司佳：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因为如前所述的注重现实、注重近现代的特点，其研究对象很容易与国内的研究发生交集。有时候美国学者的视角能够给我们很新颖的启发。比如“区域研究”，柯文等学者提倡要重视中国的複杂性，注重以区域、省份或地方而不是整箇中国为研究单位，通过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寻求各地变异的内容和程度，以期对中国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将中国视为铁板一块的机械僵化做法，很多时候阻碍了我们的思路，美国学者的这种做法很能够启示我们。

在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方面，美国学者也别具一格，在中国，研究历史的学者往往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在美国，绝大多数中国学的专家都能够掌握跨学科研究的手段，这是这门学科创立的时候就确立的规範。

“中国中心主义”当然是一种研究的角度，但是太多本土化倾向，会缩小我们的视野。就中国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个人觉得置于全球史和国际关係的角度中去探讨更好。“中国中心主义”这个提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欧洲中心主义”那种傲慢的、将其他文化看成低等文化的偏见。毕竟，近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最大不同，就在于来自西方的巨大影响。交流的视野和国际的视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变化。这种全局意识，在中外关係的主题中，能够被更好地阐释和呈现。

复旦青年：　当今的美国中国学依然呈现着繁荣的景象，有学者认为这种模式将会是国际中国学的发展方向，您怎幺看这个问题？

司佳：　在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从人数和教授席位来衡量，不能说是一门大学科。费正清的贡献，是将分散在美国各个大学历史系、社会学系的有关中国的研究，纳入到中国学的架构中，有组织统一地来研究，建成一个符合美国国家需要的学术体制。但原来的系科建制中并没有取消中国研究的教席，比如黄宗智，他就始终在加州大学历史系供职。

关于中国学的发展问题，我觉得有些人对什幺是“中国的”和“西方的”关心过多，焦虑太甚了。问题是，许多年来，人们陆续把石头搬来搬去，已经很难分清到底什幺是他山之石，什幺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们可以细加甄别，分辨清楚，这样的区分也远不如一件事来得重要：那就是寻找一种新的、交流的方法来理解过去，使得对过去的思考仍然能触动现在的神经。否则，中国学只会变为老古董，其古色古香，只有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专家才能辨别，研究者也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