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出生于德国中北部的一个小城市(Gernrode)

，父亲是这个城市的市长。　德国汉学家。中国名傅兰克。1888年来华，为使馆翻译学生，1890年以后在中国各埠德领事馆任翻译和领事。1895－1896年任使馆代理翻译。1901－1907年转任中国驻柏林使馆参赞。1907－1922年任汉堡大学汉文教授，后转任柏林大学汉文教授。一生着术甚丰，文章和着作200多种，书评100多篇。主要有：《中国历史》（五卷1930－1952）、《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讲演和论文集》（1902－1942）（1935年北平德国学会出版）。

他中学毕业后最初在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后来受到印度日耳曼学家史密特（Johannes Schmide)一番关于梵文对比较语言学研究重要性的生动介绍，于是决定到哥廷根大学攻读梵文，并于1886年取得博士学位。随后他又在柏林大学读了两年法律课程——这是当时申请做外交官的必要条件。同时他还学习中文，是东语所第一期毕业生。1888年作为外交译员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德国公使馆服务达十三年（1888—1901）之久。1903年至1907年他受聘任清政府驻柏林公使馆秘书。并在柏林大学取得教授资格，次年临时被派往青岛负责筹办中德高等专门学堂，清政府派员外郎蒋楷为学堂总稽察，与之接洽。

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Kolonialinstitut）创办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所，福兰阁应聘为教授并担任所长。1911年他出版了《东亚新貌》（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这是作者在华期间为《科隆日报》所写的时事报导和评论的结集，可以说是一部“清末社会政治变迁目击记”。随后他发表了研究宋代《耕织图》的论文和《“春秋”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为撰写一部中国历史广泛蒐集资料。福兰阁是汉堡“德国学者联盟”主席，柏林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923年至1931年任柏林大学汉学教授兼所长。

1908年5月，德方聘请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到帝国海军部与清政府谈判。福兰阁是德国卓越的汉学家，早年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以后又到柏林大学攻读汉语和法律。1888年至1901年作为外交译员被派往中国，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德国公使馆任职长达13年之久。中方代表是当时"第一通晓学务之人"的张之洞（语出张百熙、荣庆奏摺），谈判具体事宜，则由清工部员外郎蒋楷（则先）担当。 　按学部惯例，凡外人在中国设立学堂，本一概不予批准，理由是洋学堂的宗旨、课程与中国"迥然不同"。不过学部又感到，此次德国的办学计画，"系其政府之意，与私立者不同，而且筹定巨资、遴派专员商定章程，亦非私立学堂家自为学者可比"，所以，只要对方提出的办学"宗旨不悖，课程皆符，能由中国派员驻堂稽察，自应準其立案……以酬答与国之情"。

朝廷的这一态度显然有利于学堂的筹办。不过，在谈判中，有两个相关问题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一个是学校的性质或程度，这略似今人讨论学校定格于"大专"抑或"本科"的话题；另外一个则是如何认定学生的毕业资格。德方意在学校的程度与西国的大学相等；毕业生应"奖以进士出身"。清学部则坚持这些条件"均与臣部章程许可权有碍"，"实为外人在中国设立学堂所无"。由于"大学名称未便轻予假借"，按当时的一种观念，京师乃首善之区。"通国之精神脉络而统筹之"，因此只有京师才能设立大学（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各地省城只设作为大学预备科的三年制"高等学堂"一所，其毕业生人大学堂继续学习，所以地方设立的高等学堂根本不可能授予"进士"学位。况且"政法一科，惟大学堂有之，高等学堂预备人大学政法科者习之"。儘管这条规定旨在与"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的规定相呼应，但足见高等学堂原是不打算设立法科的。高等学堂仅设一门"法学通论"课以为将来人大学堂学习法政科的预备。法政科为大学堂分科之一，学制与医科医学门同为四年，其他分科则均为三年（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

然而实际上，处于"礼崩乐坏"、西潮淹有中土的末代王朝，京外高校不得名之为"大学"和禁止举办私立法政教育的清规戒律很快就被打破了--终清之世，除了京师设立的大学堂外，尚有1902年改名的天津"北洋大学堂"和于同年开办的"山西大学堂"；学部颁布的《学务纲要》中禁止私学法政一条，也于1910年被全行删去，"一律準予呈请设立法政学堂"(《学部附奏推广法政学堂片》1910年11月10日）。只是青岛办学，究系含有涉外因素，故坚守体制，终未给予"大学堂"的名分。

经过反覆艰难地磋商，双方最后妥协达成了《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章程》（1909）十八条。学堂名称定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这既符合大清的学制，同时又在学堂名称上分别杂以"特别"和"专门"字样，以示有别于各地众多的"高等学堂"，学堂的德文名称Deutsch-Chinesische Hochschule亦与此相当（舒国滢指出该名称可译作"德华高等学校"，译"德华大学"不确）。关于毕业生的待遇，规定"俟考升中国大学堂肄习毕业后。再行给予奖励，不愿升学者，得由中国官府酌量任使"。学部表示，如此办学，清政府将"极愿赞成"；并立即核准立案。1909年8月14日学部在奏请朝廷同意办学的具体意见甲表示"是所望虽不无稍奢"，但"宗旨尚无差异"。显然，德方提出的关键要求其实均未得到满足。协定签订后，时任胶澳总督的特鲁普尔（Truppel）言辞激烈地指责德方做出了过分的让步。而福兰阁却为学堂总算是能够成功开办而感到欣慰，他在"论青岛高等学堂与中国之关係"一文中称讚学堂是"融道义为一冶，萃中西为一家"。张之洞更对学堂寄予厚望：倘若学堂办得成功，"则整箇中国教育制度，将按照所採用的德国方案，加以修改一览。”

1909年9月12日学堂正式开学。然而1914年日德战争爆发后因德国的战败，学堂被迫关闭了刚刚开启不久的大门，德国法在中国传播的极有利的条件也因此而被打断。

福兰阁一生着述甚丰，共发表文章和着作200多种，书评100多篇。其中最负声誉的是五卷本《中国通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这是一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极为流行的、着名的中国通史着作。当时在欧洲已有几部关于中国历史的概述性着作出版，但是大都属于简易读物，而且不是出自行家手笔，有些还是根据第二手资料写成。1925年斯文赫定曾建议刚从中国回国的卫礼贤说：“您应该写一部中国历史，我想像不出比这更美妙更伟大的任务了。全世界都期待着它的问世。它比发现任何一颗新的行星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可见当时学术界对一部详尽的中国历史着作是如何殷切企盼。

该书第一卷讲上三代到汉末的历史；第二卷讲魏晋隋唐时期的历史；第三卷为第一、第二卷的注解和史料考释，这三卷出版不久就有高山洋吉1938年的日译本。该书第四卷叙述五代辽宋金元时代的历史；第五卷为第四卷的注解和史料考辩。后来由于纳粹时期研究条件的恶劣，耽误了作者的写作进程，无法完成全书，因此，前三卷内容出自他本人之手，后两卷内容一大部分是由其学生、夫人和儿子整理他的遗稿而成。前三卷的原文书名和出版时间如下：《儒教国家的古代及其形成》（Das Altertum und das Werden des Konfuzianisechen Staates），1930年。《儒教国家》（Der Konfuzianische Staat），1937年。《对前两卷的注解、补充和订正》（Anmerkungen，Erganzungen und Berichtigangen zu Bd．I undⅡ），1937年。此书出版后，就得到了“这是整个欧洲罕有伦比的着作”之好评。

在奥托·福兰阁博士的此书中，他以?>儒家思想作为建立他的中国史观的核心基础。因此，他利用大量史料说明中国古代国家制度和民族的形成，并盛讚汉唐帝国的统治和大一统思想。但在他的这部通史始终是以中国古代王朝的发展为核心来展开的。因此美籍德裔汉学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博士（Karl August WittfOgel）曾在此书的书评中批评此书实为一部中华帝国史。

《中国通史》

福兰阁在德国汉学界享有“元老”之誉。于汉堡和柏林汉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均居功甚伟。在汉堡，他曾礼聘清末最后一位翰林商衍鎏（1875—1963）先生来任教（1912—1916）。至今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图书馆的一些卡片，还有商先生的手迹，商先生的哲嗣商承祖（着名古文字专家商承祚先生的兄弟）也曾在该系教书，在汉堡出版过一本《中国“巫”史研究》（1934）的小册子，后来任南京大学德文系教授。在柏林，当年的留德中国青年学生蒋复聪、俞大维、姚从吾等人，都曾参加过福兰阁的讨论班课程。三十年代后在德国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汉学家，泰半曾向他执弟子礼。

福兰阁既具有史学家的眼光，又了解和热爱中国文化，这是福兰阁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他独力依据原始中文资料、正史和《资治通鉴》编写的这部中国历史大着，使德国汉学在西方学术界的水平提到一个新高度。作者在第一卷《序言》中回顾了西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看法，尖锐批评了兰克（Leopo1d von Ranke，1795—1886）、黑格尔等对中国历史的偏见。今天看来，半个世纪前开始发表的这部大书，也许已经落伍。但是从历史的限光看，它却在西方第一次用丰富的历史事实纠正了十八世纪以来冯秉正依据《通鉴纲目》编译的中国历史所造成的谬误。中国史不再是一个循环而无变化的重複。对此德国汉学界有如此的评价：“我们的中国历史知识直到不久前还几乎全靠冯秉正（De Mailla）编纂的《中国通史》，这本大部头的书其实只是充满了儒家道德说教的朱熹的《通鉴纲目》的改编。福兰阁在《资治通鉴与通鉴纲目》一文中对宋代的这两部历史书作了研究，并且证明，西方用作主要史料来源的《通鉴纲目》其实算不得一部历史着作，而是按照一定的伦理政治观点剪裁的事件彙编，其中还包含着错误。……如果像兰克这样的历史学家竟然也认为中国历史应排除在观察之外，理由是它对人类的思想进步无所贡献，那幺每位对历史感兴趣的人通读过福兰阁的这部着作，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确认：中国历史其实是整个人类发展中最重要的、最富有教育意义的和最吸引人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