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面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託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张居正也应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张居正出生和活动在明代嘉靖、隆庆和万曆年间，这是手工业、商业空前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複杂的时期。从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看，自明初创立卫厂机构以来，宦官的权力骤然膨胀了起来，他们掌握了“批红”权，成为皇帝的代言人，又可出任京营和各镇的监军，能控制部分军队。这样至明中期，随着宦官势力的恶性发展，权倾朝野，使得当时政治十分混乱和黑暗。在此同时，吏治腐败，内阁倾轧，朝政也就更加动荡不安。明中叶后，土地高度集中，严重地阻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皇亲贵戚、大官僚大地主享有特权，兼併土地，逃避赋税，直接减少了明王朝的税田额，政府财政危机日益突出严重。如据《明史·食货志》等有关史籍记载，嘉靖时，每年收入田赋约银二百万两，而支出，多者超过五百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自嘉靖七年（1528）至隆庆元年（1567）的四十年间，明王朝每年要亏空二三百万两（银），而隆庆元年这年，太仓仅存一百三十五万两，只充三个月的开支。

明世宗去世后，明穆宗朱载垕(hòu)做了六年皇帝，只活了三十六岁。

公元年农曆五月的一天，病得很重，自知离死期不远的明穆宗，叫太监扶他靠坐在御榻上，召来大臣高拱、张居正等，当着皇后与太子的面，嘱託他们几人，在他死后，尽心辅佐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做皇帝，管好国家大事。

太子即位，就是明神宗。

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7月09日。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 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曆初年,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 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叛乱。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万曆十年（1582年）卒，赠上柱国，謚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二年方恢复名誉。着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明世宗时就提出过政治改革建议。明穆宗时得到重用，再次提出强化朝廷政令、提高行政效率、重用人才、打击豪强，加强边防等改革措施。又与高拱等人任用名将谭纶、戚继光，切实加强了北方的战备，成功地与俺答汗达成互市协定，使北方边塞保持了数十年的和平。

当上“顾命(接受辅助幼主的重託)大臣”的张居正，首先利用太监冯保，排挤掉同僚高拱，自己做了首辅，独掌内阁的大权，然后锐意实施改革。

张居正非常注重对小皇帝的教育培养，为他安排好讲解经书与上朝听政的时间，按时进行，不得随便耽误。张居正亲自为小皇帝讲解，但他不像一般皇帝老师那样，照本宣科，而是善于结合实际，进行启发教育。

一次，张居正讲了宋仁宗不喜欢佩带珠宝玉器的故事，小皇帝接着就说：“是呀，应当把贤德有才能的大臣当做宝贝，珠宝玉器对治理国家有什幺益处呢?”

张居正跟着启发说：“陛下说得很对，还有，圣明的国君都重视粮食，不看重珠玉。粮食可以养人，珠玉既不能御寒，又不能充饥。”

小皇帝高兴地说：“很对，很对。宫妃们都喜欢穿衣打扮，我就要减掉她们的费用。”

张居正答：“陛下能想到这层，是国家有福啊。”

张居正亲自编了本《帝鑒图说》，选出一百多个古代皇帝治理国家的故事，配上生动的插图，送给小皇帝看。明神宗一页一页地翻，看得津津有味，张居正则在一旁指点。后来，他还让人将明太祖创业的事迹、讲话、文告等编辑成书，分为“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劝学”、“亲贤臣”、“去奸邪”等四十项内容，给明神宗学习。

张居正还把对小皇帝的教育与政治改革结合起来。有一年夏天，辽东方面传来警报，说是二十多万敌人骑兵将向边塞进犯。神宗非常吃惊。张居正分析说，夏天不是北方游牧部落打仗的季节，敌军不可能南下侵犯。不久，果然传来报告，说是没有那幺多敌人，已经没有危险了。为此，上上下下的人又感到高枕无忧了。张居正却认真地对明神宗说：“我们并不了解敌人的真实动向，却因为一个假警报，就乱得一塌糊涂。次数多了，大家一定麻痹大意。万一敌人真正打来了，军队没有防备，那才真要出大事哩。这说明一些官员、将领平时就贪生怕死、麻痹大意，一旦有事，又惊惶失措。请陛下下旨整顿军队，加强战备，注重了解敌情。”

张居正停了一下，又说：“据臣下了解，边塞上有许多士兵口粮接不上，如何能打仗?请陛下命兵部儘快发放口粮，让饥饿的士兵们吃上饱饭才是。”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明朝北方的边塞部队，一边守卫，一边屯田，装备、训练都有改善，防御工事得到加固，还收复过一些失地。

明神宗对张居正非常信服、尊敬，甚至畏惧，他称张居正为“元辅”、“太师”、“先生”。有一次，读《论语》，有个“勃”字，小皇帝读成“背”(bèi)字音，张居正在边上，严厉地纠正说：“要读‘勃’(bó)!”小皇帝和太监都被吓一跳。

得到皇帝和皇太后的支持，张居正的改革，取得相当成效，範围涉及用人、行政、军事、边防、商业、田赋税收、水利等方面。

经过改革，官僚机构精简，腐败风气受到遏制，有才能的人得到使用，行政支出减少，效率有所提高。张居正最重要的改革成就是实行了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

明朝中期，大量土地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兼併，农民贫困，而国家的赋税却收不上来。张居正针对这种状况，在全国範围内实行丈量土地，清理皇亲国戚、豪强地主多占的土地，开闢国家赋税的来源，严厉地打击抗拒者。在全国清查出隐瞒的土地竟有一百四十七万多顷。

张居正将各县州府的赋税和劳役合併起来，按照实际占有的土地，折合成银两徵收，就像将几根绳子编结在一起，所以叫“一条鞭法”。这个办法的实行，国家赋税有所增加，而一般农民的负担则减轻了。

张居正还大胆起用治水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疏通水道，堵塞缺口，减轻了黄河、淮河下游的水患，使运输和农业生产都受到益处。

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国库里的存粮和银两可以支用十年，国力大大增强。

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着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

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藉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利益受到损害的大官僚大地主对张居正恨之入骨。公元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因为改革的需要，张居正经过明神宗批准，利用“夺情”特例，没有按照当时礼制，离职回家守孝三年。于是他遭到那些怀恨他的官员，还有一些读书人的攻击。直到明神宗直接干涉，事情才暂时平息。

可是，随着明神宗渐渐成人，他不再能忍耐张居正严厉的管束，在内心里滋生了怨恨。

公元年，张居正病逝。当初被压制的反对者将所有的愤恨都发泄出来，攻击他专横跋扈，聚敛钱财。于是，明神宗批准削去张居正所有官爵，抄了他的家。但张居正家及他所有子女、兄弟、侄子家的财产合起来，还不到严嵩家财的二十分之一。张家子孙十多口人，被抄家者关在空屋子里饿死。张居正的改革，除“一条鞭法”外，全被废除。

《明史·张居正传》以“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概括了张居正施政。也就是说，张居正是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中，通过强化控制、加强管理达到行政目的。张居正与同朝的大多数官僚治国理念并无不同，他的前任高拱，主张整饬吏治，加强边备、加强法制、加强理财，甚至自嘉靖后期以来的施政大都如此。张居正在政见上与高拱、徐阶等人相比没有什幺高明之处，只是他比那些人更强悍，更有政治手段，因而执行起来也更有成效。正因此，张居正在当时才得到普遍的讚扬。

张居正最值得炫耀的事就是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加赋如何国用足？因为核准徵收赋税的土地增加了，这主要得益于清丈土地。从根本上说，当时国家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是因为官府控制的徵收赋税的土地增加了。无疑，就徵收总量而言确实是加了赋的，而且这些赋税最后的实际承担者还是普通农民，地主有的是办法把他们的负担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

还有，万曆头十年的振兴，也并非完全是因为张居正一当了首辅就立竿见影，当时所谓“中外乂安，海内殷阜”，在很大程度上是收穫了从嘉靖到隆庆年间所栽种的果实，是从徐阶到高拱等一系列能臣多年努力的结果。张居正的历史作用被夸大了。

至于一条鞭法的推行，张居正从中得到了过多的荣誉，也有可议之处。一条鞭法的产生和推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人一时之功。首先，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创造的，它是从嘉靖初年到隆庆年间由潘季驯、庞尚鹏、海瑞等人创立，先后在广东、浙江等地推行并逐渐完善的。由于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手续，便于操作，受到各地方官的欢迎，不少地方官热衷于推行一条鞭法，这种态势经嘉靖后期、隆庆年间一直延续到万曆初年。张居正直到万曆九年（1581）才提出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无疑，以张居正的身份，更利于一条鞭法的推行。但这也不过是顺势而行，“天下有不得不条鞭之势，张江陵不过因势而行之。”（《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九，引自《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任源祥文）张居正死于万曆十年（1582），并且旋即遭到反攻清算，而此时一条鞭法的继续推行，就与张居正无关了。另外，一些人过大估计了一条鞭法的意义，说它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髮展云云。实际上，一条鞭法的主要意义在于简化徵收手续。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强行徵收白银看似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实则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而加强专制控制，则是张居正执政的主要特徵。这在施政理念上了无新意。强化专制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做到令行禁止，不论皇帝专制，还是首辅专制，其目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万曆七年（1579）正月戊辰，根据张居正的建议，朝廷下诏禁毁天下书院。“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府等处书院六十四处。”（《明通鉴》卷六十七）

禁止书院讲学，隆庆年间，在高拱等人的推动下就已经开始了。（《国榷》卷六十六，隆庆四年三月《禁提学宪臣聚徒讲学诏》）只是后来张居正的禁讲学更为严厉、更彻底。张居正在书信中有一篇夫子自道，他说：“（讲学）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张太岳文集》卷二十九，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万曆七年（1579），张居正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指斥讲学是“群聚徒党”、“空谈废业”，造成各级官员“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託”，因此他力主“不许别创书院”。（《张太岳文集》卷三十九）

讲学一事，不论就其内容而言，还是参与人员而言，都可以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不过，士大夫对讲学趋之若鹜，各种新说层出不穷，就讲学活动本身和讲学内容的主流而言，它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如果说，大臣们畏惧舆论，甚至不惜对抗诏旨，蔑视官法，更反映出民间思想的觉醒和舆论力量的强大，这在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上都被认为是进步，而且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然而，一些人为了拔高张居正，对他加强专制钳制舆论的事，不是不提就是轻描淡写。

以往，评价者为了突出张居正受到的攻击，说他因是改革家，所以受到保守派的攻击，把他形容为“改革家没有好下场”的代表人物。其实是一种错位的评价。张居正的施政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批评，因为以强化专制为核心的政策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所推行的一套政策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张居正被批评的是贪权、专权。明人沈德符批评张居正把自己比为历史上的霍光、宇文护一类人物，说他“要挟圣主，如同婴孺，积忿许久而发。其得后祸已晚矣。”（《万曆野获编》卷九）《明史》批评他“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清朝四库馆臣评价张居正说：“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近人邓之诚更明确指出张居正的“骄倨”，甚至“与人书自称孤或曰不榖。上表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明明以摄自居。”（《中华二千年史》卷五，六，明代之政治）

张居正被批评的还有个人操守和政治道德，包括勾结冯保阴谋打倒高拱，捏造案件陷害异己，贪恋权位，乃至奢侈自恣，科场作弊，等等。

对张居正作出公正评价的历史尺度

我不非难张居正的专权。在当时的体制下不专权就做不成事。而个人操守也不是我们评价政治家的主要依据。我们评价张居正，主要看他的政绩和影响。无疑，他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具有传统政治家的优秀的政治品格。他曾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真是大吕黄钟般的铮铮之言。他教育、辅佐幼主十年，弼成万曆初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一代良相。张居正利用专制权力，强化管理，振衰起弊，使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得到加固，如同给垂死的旧制度服了一剂强心剂，延缓了它的寿命。但是，通过加强专制巩固旧制度，是与当时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驰的。所以，张居正死后，社会变迁的潮流如同洪水冲决堤岸，不可阻挡，明朝历史进入了转型期。张居正成了最后的卫道士，历史走向了他的反面。

海 瑞：“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王世贞：“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 鱼烂不复顾”，“没身之后，名秽家灭。”

李 贽：“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

邹元标：“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尔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臣，奚愧焉！”

陈子龙：“江陵辅政十年，国帑余千余万”，“是时九边晏然，内库充积，后来五十年太平，此基之矣。”

万斯同：“虽曰瑕不掩瑜，而瑕实甚矣”，“挟宫闱之势，以骄蹇无礼于其主”。

刘献庭：“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

梁啓超：“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

熊十力：“窃叹江陵湮没三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实中国之不幸。”

黄仁宇：“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

柏 杨：“他没有公孙鞅当时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声望，更没有触及到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过像一个只锯箭桿的外科医生一样，只对外在的已废弛了的纪律加以整饬。”

樊树志：“近人由于对张居正的敬仰与同情，对这位‘磊落奇伟之士’的另一面三缄其口，甚至为之百般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