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见于《时代文学》《中国诗歌》《四川文学》《延河》《野草》《当代小说》《新世纪文学选刊》《新诗》《诗友》《散文诗》《中国散文诗》《中国文学》《天津诗人》《河南诗人》《齐鲁诗坛》《齐鲁诗刊》《阅读与作文》《燕赵诗刊》《超然诗刊》《绍兴诗刊》《派度诗刊》《当代诗人》《轨道诗刊》《大别山诗刊》《新世纪诗刊》《长风诗刊》《翰林文学》《昭通诗人》《苏门山文艺》《三河五岸》《大北方》《黄果树诗刊》《边缘诗刊》《诗民刊》《民刊联盟会刊》《左诗苑》《圣地诗刊》《乡风诗刊》《长江诗歌》《华语诗歌》《农民文学》《芙蓉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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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入选《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蓝本》《新世纪诗选》《2010年中国诗歌民刊年选》《2009年中国诗歌年度诗选》《2008年中国优秀网路诗人》《80后文选》《爆破音:山东80后诗选》《小学生美文诵读》《语文分级阅读文本》《优秀华语诗人》《中国优秀诗文年选（首卷）》《诗意人生》《诗华年》《当代茶诗选》《新乡土诗选》《惊天地泣鬼神·汶川大地震诗抄》《和你在一起·纪念512大地震诗歌精选》《雅安地震诗祭》《2009年七夕爱情诗歌》等选集。

诗歌《杨维松的诗》获2014年第31届“樱花诗赛”优秀奖。

诗歌《按不下生活的快门（组诗）》获2012年“世纪金榜杯”青春文学大赛二等奖。

诗歌《我在春天里走丢了》获2010年崇仁“春天诗韵”穀雨诗歌大赛二等奖。

诗歌《贺古贝春文化节》获2006中国德州第五届运河古贝春酒文化节三等奖。

诗歌《只为在某一对的时刻相遇》获2009年安徽一笑堂六安瓜片杯全国诗歌大赛优秀奖。

诗歌《关于幸福真不是我能说清楚的》获2009年伟东·幸福之城幸福感言徵集大赛优秀奖。

书法作品全国大赛中多次获得精英奖、银奖等，被中国新闻社湖南分社美术研究院授予“当代实力派书画百家”称号。

作品诗观：诗是人类的灵魂，是人类灵魂的声音，是人类灵魂声音的吶喊。

—— 杨维松诗歌印象

■邵孝文

直面现实是诗人应有的担当。他探寻人生的钟表在岁月里燃烧的意义；他倾听最脆弱的乡愁在心灵深处涌动的声音；他感受思念的雨水让时间慢慢风乾的疼痛；他俯下身来，为弱小的生命擦拭眼角的泪痕。杨维松就是这样的一位诗人，面对生活而歌唱，面对现实，他把自己最真实的认知，最真实的思想写进诗歌，坦露给读者。

思想是诗歌的灵魂。现在网路上有相当一部分诗歌，恣意地书写自我世界，尽情地玩弄语言技巧，空有诗的外壳，没有诗的灵魂，根本不去触及人心最关注的部分，难怪没有读者市场。但我读杨维松的诗，感觉他从来不躲闪自己思想表达，从来不隐藏自己情感流向，总是很鲜明、很真诚、很直接地吐露着自己对家乡对亲人的爱恋，歌颂着美好的爱情，传递着现实生活中对弱小生命的悲悯情怀，彰显着诗歌对社会生活应有的冲击力量。

读他的诗，我感到他是作为一个社会底层者的形象在歌唱，是那幺的真实、真情，打动人心。“我看见，高速公路两旁的树上/到处都是鸟的家，还有/鸟儿在上面撒着欢，唱着，跳着”（《有幸踏上了回家的车》）、“回家的思绪将我的脚步绊得踉跄” （《乡愁将回家的脚步绊得踉跄》），诗人写游子归来的感受，那种归家的喜悦、急切，急切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在诗作《锄瘦了锄头，也锄老了我的父亲》里，他写到：“每当看到柴门下站立着的那把/锈迹斑驳的锄头，父亲的身影/便在我的眼中不停的晃动/晃动的厉害也就模糊了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的眼睛也就刺痛了记忆”，在《写在生日前的短诗25首选四》之六，有这幺一节：“一根针。两只眼睛/不知从何时起，母亲的眼睛再也/望不穿这个针眼了。但她看不到/灵魂的污迹，只有高大和洁圣”，上述两节，诗人藉助一把鏽蚀的锄头，来表达自己的父爱；藉助于线穿针眼这样一个细节来表达母爱。这种非常直接的表达方式，亲切，真诚，给人震撼，不由得让人与诗人一起流泪，为“父母”的劳苦而心痛。

诗人的爱情诗歌，写相思，写相见别离，写矛盾的心理，直抒胸臆，把自己的感觉与感慨表达出来，没有丝毫忸怩作态，没有丝毫虚情假意。“如果能用这首诗歌/偷走你的心/我愿不辞劳苦/用生命蘸着血写满思念”（《如果能用这首诗偷走你的心》），“如果我们就这样牵手/一直把这雨巷走穿，该多好”（《相识在雨中》），这些诗句，对于思念的痛切，对于相逢的快乐，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相当直接，在这样一种直接中，体现着诗人难得的真诚。特别是一首叫《假如》的诗歌，这种情感的表达方式更为大胆：“假如/你也在想我/请不要像我这样/埋于心中/或躲在角落里数落寂寞 我要你/放声狂喊或写下： “假如/你也在想我/请不要像我这样/埋于心中/或躲在角落里数落寂寞”，这种近乎直白的写作方式，却能让读者感觉到诗人澎湃的激情与对爱情真挚追求。我想，如果诗人没有亲身的体验与感受，是不可能写出这样感人的句子的。

我从杨维松的诗歌里，看到的是诗人真正的良心与社会的责任心。很多诗人，不敢把写作的触角伸向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总以为诗离现实远一点好，那样诗歌便能有效地迴避政治。杨维松不同，他喜欢抓住生活的某一片断来观照现实，反思人生，体现着对人生的思考与对弱小生命的同情。他的写作题材面很宽广，有写济南七一八遇难的，有汶川救灾的，有写庭审现场的，有写青岛栈桥下各色人群的，而不管写何种内容，杨维松却始终以社会底层人的视角，审察这个世界的人事物，他用诗人的良知，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忧虑、对弱小事物的同情、对普通人的关切，注入到每一行文字中，击中读者情感的“软肋”。在诗歌《怎幺也按不下这生活的快门》里，诗人这样写道：“我看见，一个不足周岁的婴儿/正骑在一中年男子的头上，拉开嗓门/呼救。不远处还有一年轻女子/正手持照相子準备拍照，嘴里/还咕噜着“别哭!看这里! 呆呆地看着这幅立体画面/我却怎幺也按不下这生活的快门/”，诗人为什幺时按不下这生活的快门？是因为诗人有着一颗敏感怜爱之心，是因为此时诗人的心在疼痛，是因为他与哭着的婴孩同样害怕、紧张，同样不知所措。这首诗，正是挣扎在生活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真实写照！

杨维松总是用极其朴素的笔调来抒写着他的诗歌，诗篇里透显着浓郁的诗意。“望着这样的画面，不禁/迷失了方向/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向后走/到处都是回家的路”、“就这样，他挥锄头的姿势一次又一次/定格了我呼吸，定格了锄瘦的锄头/也锄老了我的父亲”、“时间在叫法中老去/或慢，或快/我在时间中乾瘪/或快，或慢”、“ 开锁/后悔终生/不开/终生后悔”等等，这些诗句，或诗意悠长，或蕴涵哲理，体现着诗人的机敏与聪慧，让人回味无穷。他的每一首诗歌，几乎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在这个物慾横流的社会，诗人杨维松挚着于他的诗歌创作，以睿智与真情关注社会生活，着眼现实，浇灌诗心，这是十分难得的。我相信，只要他不断加深文化底蕴，进一步提升审美水平，娴熟地运用诗歌艺术技巧，在写作中注重诗歌语言的锤鍊，使之更加简洁、乾净，假以时日，必将成为诗坛耀眼之星。我期待着。

2011年3月10日上午

【邵孝文，1966年8月生，系湖南省作协会员、湖南沅江市作协副主席，毛泽东文学院第六期作家班学员。出版有诗集《拉远的背景》（1999年作家出版社）、散文集《第五季节》（2003年中国文联出版社，与人合着）。】

■ 马忠

“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创痛灼伤了我！”在写这篇短文之前，我突然想起某些欧洲现代学思想家（如舍勒）来，在世界转换的时候总是宣称他看到了文化传统的死亡，人类精神的死亡，这更多还是对现代精神衰落的缅怀，他们希望的是人类能返回故地去重新生活。然而，今天的人类连这种返回的能力都丧失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在提醒我们，要正视自身的危机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危机。我们的生存是负重的，它在世纪末遭遇着罕见的难题：思想黑暗，情感颓废，意志消沉，哲学崩溃，神学瓦解……或许，艺术是最后一个梦幻之乡了，它那一点脆弱的诗意与理想主义情调成了最后一道抵抗绝望的武器了。所以晚年的海德格尔，一旦对他那个庞大的思想系统的可居住性表示怀疑之后，他立刻将里尔克、荷尔德林这几个抒情诗人紧抓不放，希望从他们那里找到诗意的栖居。

还记得一个叫梁燕城的哲学博士解释道：现代人就是这样，本来一个浪漫的情怀，在自然方法解释之下完全消灭。他们把一切简单归为自然和物质的解释，使人丧失了人性与心灵的世界。人性本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创造和自由，渴望找到真、善、美，可惜现代人将一切归于无性情的物质自然，所以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变得空虚迷惘，只能创造各种神话来补偿心灵的空虚。诗人即充当了这样一个并非轻鬆，也不十分光彩的角色。杨维松，便其中之一。“一粒茶叶 /水中慢慢地探出脑袋 /像春天里的种子在发芽，成长/慢慢地，慢—慢—地/一张生机盎然的绿色叶子/在水中漂泊，流浪/再漂泊，再流浪/但，她没有随波逐流/不卑不亢，不折不挠/慢慢地/慢慢地平静了，平—静—了/但，她没有忘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她，轻—轻—地/轻轻地缓了口气/等待水的下次袭击”（《茶》）他的诗，具有明显的价值趋向，既不故作深沉，也不玩弄玄虚，写得朴实、自然、率真。他创作中的艺术想像，总与当下的心境息息相关，欲隐而显，情文互生，纵中之横在于情，因内符外又使心境与语境接通，于是便产生了内在的整体性和外在陌生感，削弱了语法的制约而扩大了意象组合的自由，从而强化了诗句的张力。

也只有健康的人，才有勇气和力量将自我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方面是接受卓越的心灵细节的滋养，另一方面是不断地与自我的缺陷和局限作斗争，它构成了向自我认知挺进的过程。大质量的心灵有可能就诞生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人说，作家不是现实的抗挣者，而是成了被现实奴役的人。作家对现在的境遇失去了愤怒（这恰好是鲁迅最为可贵的品格），不知是他们的耻辱还是时代的悲哀。面对教育滑坡，厌学之风每况愈下，杨维松沉痛地发出了自己的追问：“怎一个‘少’字了得 /人少得可怜/但不少笑语欢颜/音乐手机 零食 杂誌 /饱和了教室的空气/将要窒息吗，老师”（《校园组诗十首·教室》）长此以往，教育还有希望吗？如果诗人眼中所看到的现实与一个普通市民所看到的现实没有两样，那肯定是诗人的眼光出了问题。但如果写作成了一种技术操作，一种单一的语言形式的推演，那幺这种劳动则与他的内心不存在任何同构关係。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冷抒情，即表面看起来全然不动声色，淡淡地讲述淡淡的事或重大的事，间或杂以调侃、揶揄。故这样的诗，又被称作“零度感情”的诗。这种手法，同样存在于杨维松的诗歌写作中。如《接母亲电话》“用力点，再用力点/我努力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去看电话那端的母亲/是否依旧安康//母亲嘘寒问暖的语流/似鼓点般重重敲击着我的心尖/但，痛从母亲身上发出//电话线如脐带般/把我牢牢束缚在母亲心上/很久，很——久——/一阵‘嘟嘟嘟’声/催我放下电话……”每个人都有打电话的经历，然而在这首诗里，一个个常见无奇的细节，却深深牵动了读者的心弦：诗人的心泉汩汩流淌着，层层复叠，达成了心与心相通的真实。由是，感动的泪水，瞬间被文本承载的真情所俘获！

完全可以这幺说，现代诗歌走到今天，已经基本打破了一种风格和一种话语独霸诗坛的局面。积极的探索和消沉的迷失，执着的坚持和被迫的从俗，精雕细刻与信手涂鸦，主旋律之歌与下半身写作，鱼龙混杂，花草丛生，很难形成一种视觉和心灵上的愉悦、冲击或震撼。阅读成为了大浪淘沙。泥沙俱下的时候，谁能指望淘到的是泡沫还是金子？因而诗歌受到比小说、散文多得多的非议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个“严重的时刻”（里尔克语），每个有使命感的作家，都在表达他所体验到的真实，并力图和解他与这种真实之间的严重冲突。然而， “你走了/诗人/颓坐在你芬芳溅溢的轨迹中/你走了/诗人/乞求你不要用可怜的目光来看他/你走了/诗人/乞求你不要用蚯蚓式的脑袋来想他/你走了/诗人/乞求你不要用恶狠的笑声来揶揄他”（《不做诗人的爱人》）这种和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代许多作家都是在痛苦的阴影下写作。由词语、原创和生活本身出发，诗歌的命运必将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观照杨维松的写作，我觉得他更像是一种还原，把事物还原到它本然的空间里来观察和言说。——因象徵和隐喻而有的文化积尘被擦去之后，事物便开始裸露出它原初的坚硬、粗糙和真实。“不知怎的，今天婚车很多很多/也不知怎的，我很高兴很高兴/就象我是新郎一样，甚至/比新郎还要高兴/但，我说不出高兴的原因”（《我不是新郎》）。挖掘事物本身的力量、趣味和深度，他拒绝在隐喻方面想入非非，而忠实于事物在它自身空间里的展开方式。是啊，为什幺一定要求助隐喻，我们才能认识一种事物呢？难道事物本身还不够丰富和有力吗？

也许，你一直在困惑：诗人为什幺要选择诗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庸俗社会学性的回答恐怕于事无补。而诗人胡书庆认为，只要走进创作主体的内心，甚至某种程度上只要走进我们自己的内心，就能够悟得这个问题的朦胧答案，——创作是主体处于精神困境中时内心的一种审美诉求和某种自我表达的愿望的体现。读杨维松的诗，再次验证了这一观点。虽然，他的诗写得老到，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但这并不影响他诗的魅力，他的诗风一向朴实，且口语入诗的写法较多。由于複杂的经历在脆弱的心灵划下痕迹，太多的叹息等待破口而出，有时就难免诗情过分裸露，推敲不细，以致诗味不足，部分语句失于直白。这为他今后的进一步提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相信他会加以注意，在诗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2007年8月15日匆于广东清新

【马忠，诗人，评论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四川南江。有诗歌、散文、小说和文学评论散见《诗刊》、《星星》、《火花》、《青年文学》、《华夏诗报》、《文艺报》等国内外百余家报刊，部分被转载或获奖、翻译成外文，收入多种大型选集及辞典。已公开出版个人诗集、文学评论集四部。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清远文学院特聘作家。与友人创办并主持《四月天》。】

■ 老四

苍山出诗人。

前有苍城子和辰水，我曾经多次表达对他们的敬仰，辰水的祭父诗完全可以代表当代诗坛的高度。后有杨维松和刘星元，此二位年轻，和我一般大，在实绩上还不如前两位，但后劲充足，尤其是近几年，他们写出了不少让人眼睛一亮的佳作，在山东的80后诗人里面，很有代表性。

和杨维松相识，源于某诗刊的选稿活动。后来熟悉了，遗憾的是终未谋面。情况是熟悉的，上学、写诗、读研，还成了律师，更难得的是，书法一流，多才多艺，全面开花，让人羡甚。

出现在我面前的这本诗集，按照顺序，依次分为几个部分：“乡愁将回家的脚步绊得踉跄”、“如果能用这首诗偷走你的心”、“怎幺也按不下这生活的快门”、“只为在某一时刻与开水相遇”。足见其用心良苦，这颗心从最脆弱的故乡开始，带着对爱情的留恋，然后柴米油盐，思维迸发，直达内心深处的精神故乡；从形而上开始，经过形而下的不断摸索，最终回到形而上。记得另一位临沂诗人邰筐曾按照类似的次序，把自己的诗集《凌晨三点的歌谣》分为“城市靠左”、“乡村靠右”、“灵魂居中”三个部分，某种程度上来说，两者如出一辙。

由此，我看到了一个诗人精神财富的源泉，地域性也罢，乡土情结也罢，后辈们依然循着前辈诗人的脚步继续往前。从这一点来说，我自己也是如此。我与杨兄有着相似的生活背景，相似的阅历，我们把自己的思考灌注在相似的领域。根本上来说，我们是传统的，与先锋无缘，但又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不同。这一点，杨兄的诗给我很深的印象。是他丰富了我对同代人的一种认同，或者说从他身上我找到了自己很长时间疑惑不解的问题，以及答案。

每个人都在写故乡，变着花样写，这个恆久不变的同题作文，很多人一开始就进入了死胡同，不甚了了，有的人没有进死胡同，却原地踏步，泯然众人矣。在我看来，杨兄超越了两者，每个人的情感都是真挚的，或者故作真挚，如何把这个真挚的情感以恰当的方式宣洩出来，这是问题的所在。比如这几句：“我想把休眠的奶奶也种到地里去/哪怕只能收穫一个活活的/我也愿不辞劳苦地浇水，施肥”，这是一首题为《把休眠的奶奶种到地里》的诗的最后一节，语言的推陈出新，情感的举重若轻，很巧妙的方式，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一首佳作。与之类似的还有《今夜的风》、《多想学会蟋蟀的语言》等，这就在整体上提升了乡愁诗的高度。当然，仅仅停留在语言和技巧上是不够的，于是我看到了杨兄对自己的苛刻：“任思维的雪橇划向岁月的深处/去领略另一个世界的无涯与多姿”，此岸到彼岸的距离，或者一种人生的思考，此类诗歌在杨兄的诗里面也是一个典型的存在。

相较于乡愁诗，我更加欣赏杨兄离开了乡村，离开了故乡之后的一些思考。没有什幺能让我们停住脚步，只有无休止的追问灵魂。很多年轻的诗人几乎都要经历一个阶段，从故乡开始，从少年开始，然后归于四海。一个人一生中有两次高度，一是故乡，一是灵魂。不分顺序，不分彼此。这一点在我前面提到的诗人邰筐，以及另一些临沂诗人江非、轩辕轼轲身上都有所体现。在杨维松身上，我看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80后诗人们不自觉地就开始了先辈们用几年十几年时间完成的自我救赎。当然，在具体的诗艺上，年轻的诗人还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观其一隅而见全身，假以时日，应该有所收穫。

“并非我胆小如鼠，怕死/虽然我属相为鼠，只恐/我没有这些骸骨伟大，没有人/像我端视这些骸骨一样/端视我，端视我的骸骨”，这种思考，对于灵魂的，命运的，怀有悲悯的叩问，实属罕见。顺着这个思路，我对以下诗歌印象深刻：《一条蚯蚓的非常之死》、《这是不是恰好印证了我最初的猜想》、《那“胸”器直抵男人最脆弱的心窝》、《据说男人是房子》、《据说女人是轿车》、《X政府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办公室》、《百分之六十》。用怎样的方式，来直抵这个时代最敏感的私处，是很多人在做但做不好的工作。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诗人的惶恐、不自信，看到了时代扭曲之下一个灵魂的挣扎，这就够了，我们完全可以享受这种惶恐，我相信，在享受过程中，逐渐安定下来的心神，以及手中的笔，会有有意义的思考。在这一点上，杨维松走在了很多人的前面，你完全可以构想这样一个情景：在那个以八大关和崂山闻名的城市，在良知和诚信全面泯灭的时代，一个以法律名义踟蹰在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左手光明和正义，右手悲悯和哀伤。一个城市不会因一个人而增色或者褪色多少，但如果这样心灵柔软的人多了，岂不是好事？

诗人与这个时代，一个恆久的命题，我在思考，我周围很多同志（这个政治而又暧昧的的词！）也在思考。“撕扯我自己，但让你疼痛”，诗不是匕首，但是一种撕扯自己灵魂的方式，我相信每个灵魂以及其疼痛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但这种痛感是相似的。我惊喜地发现，我所苦苦搜寻的这种痛感，在杨维松的诗里面有很好的体现。

在这一点上，杨维松，我们都是一路货色。

【老四，1985年4月出生。山东蒙阴人。现居济南，供职于某报社。有诗及小说发表于《诗刊》《诗选刊》《星星诗刊》《诗潮》《诗歌月刊》《山东文学》《飞天》《岁月》《青海湖》《当代小说》等。自印诗集两部，入选《中国网路诗歌前沿佳作评赏》《山东三十年诗选》。】

■ 魏克

对时下一些以“诗歌工艺匠”自居而实则是炫技的诗人诗作，我是不敢苟同的。这些剔除了生活湿度和情感温度而沉迷于所谓语言、结构和玄思中的诗歌，显得很苍白乏味，而实质则是才思枯竭后的勉力而为。此时的所谓“技艺”并非是对诗意的擦亮，而是一种遮掩，一种藏拙。因此，炫技派通常会堕落成一种写作欺骗，让人痛恨。当然，我在此处并不是否认诗歌技术的重要性，而是说生活和情感缺场后的失控导致的本末倒置。事实上，对于诗歌技艺，我一直也是提倡有加，因为它是恰当表达的技术基础。我反对的是技术派们的“淫于技”。

写作者们的困境之一是如何驾驭“技术”以及有效地传达个人“表达”之间的挣扎。技术过大会损害诗意，技术不逮则诗意难以完美彰显。淫于技者通常是困于技者。

读杨维松的诗歌，第一感觉就是充满了生活的湿度，这是我觉得第一可贵之处。生活是底色和背景，没有生活的湿度，哪会有精神和情感的温度呢？在多年读诗和编诗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发现：那就是打动人的诗歌几乎都是那些很有生活感受的诗歌。很多人的诗歌技术虽然欠缺，但他所抒发的真情实感却让诗歌发出了光芒。这也证明了很多人似乎明白但却难以遵循的简单道理：那就是技术归根结底是为表述而服务。为了达到表述的最佳效果，我们很多时候甚至还要消弱技术的强度。

杨维松的很多诗歌，正好验证了这一点。特别是第一辑中写自己亲人和感叹现实生活的那一些诗篇。这些诗篇展示了生活本身的力量：近乎冷静的呈现，却有直逼心灵的力量。

比如如下的诗句：

村旁的小河露着乾瘪的肚肠

讲故事的爷爷不在了

杂草挤满了他住过的院子，枯荣

——《杂草挤满了院子》

这首诗的前面写到“每次都想给爷爷写点东西/一年了却没有任何的痕迹”。爷爷那幺容易被淡忘且无从写起，犹如我们大家荒凉的一生，留不下什幺痕迹。这是人生的憾事，也是近乎永恆的忧伤。正因为此，当读到“杂草挤满了他住过的院子”才让人感到那幺的失落和无奈，一种宿命般的悲凉不由得瀰漫心头。这首诗犹如一个探寻一个人一生的纪录短片，在冷静的画面里直接呈现，不加分析。个人也几乎是退隐的，但现实的力量却强烈地显现出来。当然，新小说作家或一些新写实作家也曾强调绝对的客观，强调作家的退场，强调零叙事，但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由此也能得到一些启发，那就是现实本身所散发出的力量。《今夜的风》这首诗也有如此的力量。
类似的诗歌和诗句还有：

袅袅的炊烟把你压矮了

疯长的野草把你忙弯了

——《母亲的影子》

我认为，杨维松写亲人的这些诗篇，是他这些诗歌里最好的。原因是它凝聚了一个人一生的记忆和情感，有命运感，几乎可以成为《命运之诗》。这种命运感或终极关怀是在不知不觉中呈现的。或者说，是生活本身呈现的。这也使得这些诗篇充满了重量。

在杨维松的这些第一类诗篇里，我还读到了唐诗的感觉。唐诗里的诗篇很多都是状物咏怀之诗，是直接的呈现，让现实本身出来说话。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无疑是这类诗歌的代表。很多写诗写不下去的人老是喜欢一头扎进“传统”里，与其说他们是在努力融汇古今、贯通中西，还不如说他们是想寻找庇护，是对自己的现代写作不自信，没有安全感。我想，假如我们要向中国的传统诗歌学习，学习的也该是这种近乎原生态的呈现方法，是这些景物和场景或曰生活本身蕴含的力量，而不是古人的情怀，更不是语言方式。

杨维松的第二类诗歌是带有批判现实精神的诗篇，如《写在岁末·途径废车站》、《到处都是回家的路》、《有幸踏上了回家的车》、《记济南7.18遇难者》、《庭审现场》等。史诗时代，诗歌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记录史实（包括现实生活），叙事无疑是其最大手法。后来是叙事诗流行，诗歌以抒情为主旨，是后来的事。现代诗和古典主义诗歌有很大差距，在价值取向上几乎已经分野。但无论如何，叙事性也依然是诗歌古老而永恆的诗歌元素之一。由于现代诗和古典主义诗歌、主要是曾经的叙事诗，在主旨上有着很大差异，运用叙事手法，几乎也就成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原因是叙事性在满足清楚地表达事件需要的同时，很容易损害语言、意象、节奏等诗歌品质，降低一首诗的诗艺。因此，我们会发现现代诗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几乎没有以叙事见长的诗歌佳作。审视或批判现实生活的诗歌不容易写，因为它们很容易变成针砭时弊的小杂文，小随感。能把这样题材的诗歌写好，是很见功力的一件事。然而，对于社会的审视又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如何把握叙事和语言、抒情等元素的尺度，就需费一番心思了。一首诗歌的动人之处往往是将诗歌中的某个元素（无需面面俱到）推到了一个极致，就现代诗而言，即使是以叙事为主导，但最后凸显的也不是叙事，而是其它（主要是抒情）。如《到处都是回家的路》这首，突出了“回家”的感觉和心情。当然，如果能将那种回家的急迫心情写得再强烈一点，也就是再强化和凸显一下回家的感觉，整首诗会更为动人。诗歌切忌面面俱到，能突出且特化某一点，就不错了。

在这类诗歌中，也不乏瑰奇的意象和语言，如：

几块破旧的歪挂着的广告牌

在风雪中摇曳着，呻吟着

就像人死后的躯壳

——《写在岁末·途径废车站》

我个人的趣味，是觉得这些诗歌略逊色于他的第一类诗歌。

第三类是杨维松的自我抒情，写他自我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觉，如《用灰色写下这晦涩的东西》、《杨维松只是个传说》等。写这些东西，由于不好把握对现实细节的取捨，很容易让诗篇滑入口语化和日常主义的泥潭。如今网路很便捷，很多新生代诗人的写作都受网路影响，对生活的观察失去了耐心和深度，语言也失去了节制和优雅。更有甚者，一些人本身才气缺乏、写作修养不足的人打着先锋、反价值、追求无意义等口号混迹于诗歌，混淆视听，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网路犹如浮躁的现实，昭示着沉潜和安静的艰难。很高兴杨维松未受他们的影响，而且他是一个追求价值的严肃诗歌写作者。

关于口语化和日常主义，我向来持批判态度。上世纪90年代，正是日常主义泛滥的年代，对生活不加取捨的摄取导致了口语化和散文化，这其实是对生活的滥用，是艺术的纵慾。因为，艺术终归是一种有其本身规则的需要节制和修饰的技术。那些认为不加干涉而让生活本身直接说话的想法是错误的。当然了，如今事实早已证明了口语化和日常主义的危害了，也证明了那一代诗人的写作失败。批判现实这类题材虽然散发着现实的湿度，但也容易湮灭技艺和思想，使得表达者受制于现实或事实，成为了现实生活的传话筒。也就是说，我们被控于我们需要表达的对象，从而也就导致了失控。口语化和散文化就是这种失控的表现，它让诗歌失去了优雅冷静。需要指出的是，杨维松的不少诗篇也存在着散文化倾向，语言不够精炼，也缺少节奏和韵律（通常是内在节奏）。如何让现实事件融化且服务于一首诗，是件考验技巧的事。还是那句话：写作现实的东西，反而不能以所写作的事件为主旨，这样很容易受控于“事实”本身，导致诗意变“小”了，导致诗歌其它方面的元素也难以展开。

杨维松的第四类诗歌是哲思小语式的小诗，是一些青春诗。这是写作之初我们几乎都会经历的一个写作过程。而我们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染上了青春写作的很多弊病：比如一些夸饰而无多大用处的技法，如排比句啦、对仗啦。我们曾经为自己会这些写作技巧而沾沾自喜，最后却身受其害，流于虚浮的表面叙述。如《无力的表白》、《一个季节正走近你，走近我，走近他》等。情诗也属于这一类。情诗若无命运感则显得轻浮媚俗，没有重量。写情诗若只是写情诗，境界也会很小。

在杨维松的这些诗篇里。写亲人的第一类诗篇是上品，青春小语式的诗歌则可算第四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读感，仅供商榷。

纵观杨维松的诗歌，对现实的观察和切入显然是他的优点，缺点则是在诗歌技艺上尚需磨练，以消弱散文化、口语化对诗意和诗艺的损害，这当然还需要时间来磨练。而最深入的磨练，则是来自于生活的缓慢积澱与沉思。只有冷静的生活（而不是虚浮狂躁的生活）才是最坚硬的打磨器，才能打磨出最闪亮的诗艺。

我在期待杨维松亮光闪闪的那一天！

2011-6-6，端午节晚上，

【魏克，诗人，漫画家。1970年生，安徽省肥东县陈集乡小魏村人。 1997 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后分配至安徽省艺术研究所，1999年调至广州，为某少年杂誌专职画漫画。曾做过《诗歌报》，《大学生》的诗歌编辑。 1995年起，在《诗歌报》，《诗刊》、《花城》等杂誌发表诗及诗配画。另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多篇。作品多次被《读者》、《青年文摘》、《知音》等报刊选摘。诗歌则入选多种诗歌选本。 2001年，《大话校园》、《课卓文画》、《零点阳光》、《我不另类》系列漫画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并荣获2002全国城市出版社图书二等奖，2003年，以上漫画的香港版出版，面向海外发行。 2002年1月，《魏克诗画》出版。2002年7月，应邀参加《诗刊》社“第十八届青春诗会”。 2003年7月，《漫画名人名言》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95年起，在《幽默大师》、《中学生》、《检察日报》，《新京报》等数十家报刊杂誌开设专栏漫画连载。另外! 为台湾的柏杨，南怀瑾等人的数十本书作过插图。】

小草解开大地的扣子

嫩绿的色调犹如河水般疯长

涂满了整个大地

在春天播下休眠的种子

就会在秋天收穫好多好多

我想把休眠的奶奶

也种到地里去

哪怕只能收穫一个活活的

我也愿不辞劳苦地

浇水，施肥

◆选自《散文诗》《山东科大报》等刊物

【解读】这首诗歌主要特色有三：其一、构思巧妙，手法灵活：诗中用春天的美好景色写对亲人的怀念，实乃以乐景写哀情，使怀念之情跃然纸上；其二、语言犀利，生动形象：“小草解开大地的扣子”中的“解”字，“涂满了整个大地”中的“涂”字，“我想把休眠的奶奶也种到地里去”中的“种”字，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态；其三、想像丰富，极具童话：“种”一般意义上是指种植物，而诗人却要把“种”人，不得不说诗人的想像力丰富。 ——祁霞

林间小道上有啼哭声传来

把头扭向孩子哭的方向

我看见不足周岁的婴儿

正骑在一男子的脖子上

拉开嗓门呼救

不远处还有一摩登女子

正手持相子準备拍照

嘴里还嚷着

“别哭!看这里!看这里！”

呆呆地盯着

这幅立体画面

我却怎幺也按不下

生活的快门

◆选自《散文诗》《诗文》等刊物

【解读】这首诗的显着特点是：叙述。这种手法的特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写实”。作者很“狡猾”，隐藏于幕后不露声色，把自己的观点埋得深深的，如果叙述成功，能让读者自己揣摩诗心得出结论，非常具有说服力，感染效果尤为明显，云南诗人于坚谙熟于此道。但，如果叙述失败，易于流于乏味，运用起来难度很大。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杨维松是怎样取得成功的。诗人选取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细节——给孩子照相来表现主题。“我看见，一个不足周岁的婴儿/正骑在一中年男子的头上，拉开嗓门/呼救。”可是，这对夫妇置若罔闻，全然不顾，“正手持照相机準备拍照，嘴里还咕噜着/‘别哭!看这里!’”不无夸张地说，他们对于孩子的惊恐麻木不仁，只图自己好玩，或者说就算是为了孩子不错过此时此地的美好风景，但与孩子的心理受损相比较，孰轻孰重，不是一目了然吗？

在万恶的旧社会，鲁迅先生吶喊“救救孩子”情有可缘。在春光明媚的今天，我们还得重複先生的口号，岂能不问心有愧？然而，面对此情此景，又怎能不让人惊呼呢？所不同者无非是，前者指向社会，后者则指向“人”。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这类人，他们的行为、思维、情感，引起我们诸多的思考。在诗人看来是多幺的不可思议，所以，无法接受这幅生活的立体画面，“怎幺也按不下这生活的快门”。在诗歌的结尾，诗人使用“变形”的语言，将照相机的“快门”巧妙地移植到生活中，以表明自己的态度，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马成云

我的心是一把

生鏽的锁

钥匙

你拿着

开锁

后悔终生

不开

终生后悔

◆选自《中国优秀诗文选（首卷）》《江宁作家》《芙蓉锦江》等刊物

【解读】杨维松的诗歌《无题》短小精悍，语虽浅显，但诗意耐读，令人回味无穷。

“我的心是一把/生鏽的锁”，平常但不乏韵味的比喻。心本不可见，“生鏽的锁”让抽象的、寂寞的、渴望交流与互动的心形象可感，具体生动。接下来诗人笔锋一转，“钥匙/你拿着”，将锁与匙，你与我两组互动与矛盾的意象画意地展现出来。“钥匙”一词的前置，是对钥匙的强调，也是对钥匙画面感的进一步强化。“我的心是一把/生鏽的锁”与“钥匙/你拿着”所组成的两幅画互相映衬，互为衬景与主景，二者相生相谐，具有很强的画面层次感。

“开锁/后悔终生”、“ 不开/终生后悔”，诗歌第二节在第一节铺垫的基础之上，含蓄而间接地抒发情感---一种矛盾複杂、进退两难的情感意蕴。这一节语言通俗易懂，但在语言背后蕴藏有太多的想像空间。锁，开或是不开，都将后悔终生，为什幺？诗歌就此打住，只留一个诗意的空白让读者去想像。锁，开或是不开，都将后悔的提示，无疑又进一步强化了第一节中两幅画的尴尬氛围。“后悔终生”、“终生后悔”的词语重组，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这种尴尬的氛围。唉！唉！“开与不开间，妾身千万难。”——杨光

作品见于：《新诗》《散文诗》《当代小说》《中国文学》《天津诗人》《阅读与作文》《新世纪文学选刊》《燕赵诗歌》《诗文杂誌》《江宁作家》《齐鲁诗刊》《超然诗刊》《绍兴诗刊》《当代诗人》《轨道诗刊》《大别山诗刊》《新世纪诗刊》《黄果树诗刊》《边缘诗刊》《诗民刊》《民刊联盟会刊》《左诗苑》《圣地诗刊》《乡风诗刊》《长江诗歌》《华语诗歌》《农民文学》《芙蓉锦江》《作家导刊》《作家报》《粤东文萃》《校园周刊》《张北文艺》《群岛文学》《苍山文学》《陕北文学》《西南作家文学》《黔溪文学》《半岛文学》《嘉渠文学》《鲁中晨报》《济南时报》《生活日报》《山东科大报》《贵溪报》《校园诗歌报》《橄榄梦诗刊》《象牙塔》《传灯录》《点亮心灯》《闻韶月刊》《河畔诗报》《馨园报》《文缘报》《鸿鹄报》《源》《海水角》等刊物。诗歌散见于《散文诗》《当代小说》《新世纪文学选刊》《诗文杂誌》《江宁作家》《鲁中晨报》《济南时报》《生活日报》《山东科大报》《贵溪报》《黔溪文学》《陕北文学》《群岛文学》《半岛文学》《齐鲁诗刊》《长江诗歌》《校园诗歌报》《天津诗人》《左诗苑》《当代诗人》《作家导刊》《作家报》《芙蓉锦江》《粤东文萃》《大别山诗刊》《边缘诗刊》《乡风诗刊》《橄榄梦诗刊》《黄果树诗刊》《圣地诗刊》《象牙塔》《传灯录》《点亮心灯》《华语诗歌》《闻韶月刊》《河畔诗报》《馨园报》《文缘报》《鸿鹄报》《校园周刊》《源》等刊物。

作品入选：《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蓝本》《2010年中国诗歌民刊年选》《2009年中国诗歌年度诗选》《2008年中国优秀网路诗人》《80后文选》《爆破音:山东80后诗选》《小学生美文诵读》《语文分级阅读文本》《优秀华语诗人》《中国优秀诗文年选（首卷）》《诗意人生》《诗华年》《当代茶诗选》《新乡土诗选》《惊天地泣鬼神·汶川大地震诗抄》《和你在一起·纪念512大地震诗歌精选》《雅安地震诗祭》《2009年七夕爱情诗歌》等选集。

诗歌《按不下生活的快门（组诗）》获2012年“世纪金榜杯”青春文学大赛二等奖。

诗歌《我在春天里走丢了》获2010年崇仁“春天诗韵”穀雨诗歌大赛二等奖。

诗歌《贺古贝春文化节》获2006中国德州第五届运河古贝春酒文化节三等奖。

诗歌《只为在某一对的时刻相遇》获2009年安徽一笑堂六安瓜片杯全国诗歌大赛优秀奖。

诗歌《关于幸福真不是我能说清楚的》获2009年伟东·幸福之城幸福感言徵集大赛优秀奖。

书法作品全国大赛中多次获得精英奖、银奖等，被中国新闻社湖南分社美术研究院授予“当代实力派书画百家”称号。

诗是人类的灵魂，是人类灵魂的声音，是人类灵魂声音的吶喊。

书法作品在全国大赛中多次获得精英奖、银奖等，被中国新闻社湖南分社美术研究院授予“当代实力派书画百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