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徽由鲁迅先生于1917年8月设计完成。“北大”两个篆字的上下排列，其中“北”字构成背对背的两个侧立的人像，而“大”字构成了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校徽突出的理念在于，要“以人为本”；校徽的象徵意义在于，北大当肩负开启民智的重大使命。北京大学在2007年修改了标誌，在鲁迅先生设计校徽图案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标誌形似瓦当，兼有篆刻风韵，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特色。2007年6月13日，北京大学正式发布《北京大学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并推出修改后的北大校徽标识。修改后的北大标誌是在鲁迅先生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而来。北大确定了特定色值的红色为标準色（CMYK色值为C0M100Y100K45），并将其命名为“北大红”。大学，因大师而大，更因大学生而大。也有人说，上面的是学生，下面的是老师，教师就是要甘为人梯；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要青出于蓝胜于蓝。北大的许智宏校长说，真正的“大”学，学术之大，责任之大，精神之大，尽在其中。许多毕业了多年的北大学生回想起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北大给学子们最宝贵的是“自由独立，兼容并蓄”的精神。
2014年9月3日，《北京大学章程》正式核准生效，其第八章《标识和校庆日》对北京大学校徽进行了阐释。
基本介绍
- 中文名：北京大学校徽
- 外文名：emblem of Peking University
- 设计人：鲁迅
- 设计时间：1917年8月
- 修订时间：2007年6月13日
- 设计理念：以人为本
校徽简介
1916年12月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次年蔡即请鲁迅为之设计校徽。鲁迅于8月7日将设计完竣的校徽图样寄交蔡元培，后即被採用。后又曾长期弃用，80年代始重新使用，现使用的北大校徽系以此为基础修改而成。
鲁迅设计的这枚北大校徽，其图案以篆体的“北大”二字构成一个圆形，便于製作圆形的徽章。巧妙的是：下面的“大”字像一个人，上面的“北”字又像两个人，这样就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又有如一人而背负二人之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重任”的想像。在艺术处理上，这枚徽章构图简洁大气，线条流畅规整，蕴涵丰富。用设计对象的文字构成图案，是徽标设计的常用手法，但高明的设计者用文字构成能够表现徽标内涵的图案。鲁迅这枚校徽的设计，就达到了这一境界。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2007年6月13日，北京大学发布《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正式推出修改后的北大校徽标识。修改后的北大标誌是在鲁迅先生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而来。北大确定了特定色值的红色为标準色，并将其命名为“北大红”。
北京大学标誌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917年鲁迅先生应蔡元培校长之邀为北大设计的校徽，且在90年的时间里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广泛认同和套用，但在此之前，无论是在製作上还是套用上，都缺乏统一的规範。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北大于2006年5月正式启动了“视觉形象建设工程”。一年多来，以“尊重历史、尊重传统”为原则，根据“便于识别、便于传播、便于製作”的设计原理，北大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标识进行了梳理，并确定以鲁迅先生设计的校徽作为北大标誌的核心元素，进行了丰富、修正和规範。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2007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大学标识管理办公室，对学校形象标识的使用进行规範管理，将“北京大学”、“北大”、“燕园”、“未名”、“PKU”以及北大标誌等注册为商标。并对外声明“任何机构或个人未经北京大学的授权许可，不得在任何商品、场合以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字样和标誌，否则即构成侵权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4年9月3日，《北京大学章程》正式核准发布，第八章的《标识和校庆日》对北京大学校徽作了如下规範：
第四十九条 学校徽志为双圆套形，徽志中心“北大”二字由三个人形图案组成，上下排列、左右对称；外环上方是大写 “PEKING UNIVERSITY”，下方是“1898”字样。
学校标準色为北大红。
第五十条 学校徽章为长方形，印有毛泽东题写的“北京大学”。
第五十一条 校旗为红底黄字的长方形旗帜，中央印有毛泽东题写的“北京大学”，左上角配以学校徽志。
第五十二条 学校拥有标识专有权。
设计缘由
创立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1912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1916年12月，着名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位以“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为圭臬的浙籍人士，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推动了北大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使北大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北大虽然“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在现代的延续，但是并没有校徽这一新生事物，亦即没有专属自己的旌旗标识，学生与教工出入极不方便。蔡元培上任后的第二年，即1917年，即出面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1917年的鲁迅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完全是两种状态，他每天到教育部上班，下班后便躲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抄写古碑，这一年鲁迅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购旧拓本、买汉画像、蒐集古镜等事。半隐居的鲁迅常常感到孤独和愁闷，他说自己“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勛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这并不等于鲁迅处于沉沦之中，他的心中燃烧着嚮往民主科学的火焰。接受蔡元培委託后，鲁迅便着手设计北大校徽，并于8月7日“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鲁迅
鲁迅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简洁的轮廓给人现代的感觉。“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像。徽章用中国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笔划安排均匀合理，排列整齐统一，线条流畅规整，整个造型结构紧凑、明快有力、蕴涵丰富、简洁大气，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同时，“北大”二字还有“脊樑”的象徵意义。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藉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樑。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被刘半农戏称作“哭脸校徽”，但鲁迅将校徽图样寄交蔡元培后即被北大採用，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又因历史原因长期弃用，上世纪80年代又重新使用。
从鲁迅日记可知，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前后，曾与蔡元培有几封重要的通信，惜乎今已散佚，无法探知鲁迅设计北大校徽的初衷和设计过程中的细节。但当年蔡元培为什幺要请鲁迅而不是其他美术专业人士设计校徽，完全可以从蔡元培和鲁迅交往的过程中得到钩证。
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前者比后者大13岁。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为朝廷翰林院学士的蔡元培是后学鲁迅的师长和伯乐，身为教育总长或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则是鲁迅的上级。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力荐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后，便开始延揽人才。蔡元培对推荐鲁迅的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鲁迅从绍兴进教育部后，二人由此结识、订交。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总是恭敬地起于“鹤廎先生左右”，收于“专此敬请道安”,署以“晚周树人谨上”，不敢有一丝一毫马虎。鲁迅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事宜。虽然鲁迅在那里上班的最初感受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但是，在蔡元培的提携下，鲁迅开始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重要，鲁迅藉此触摸到了生活的质地。可以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携，鲁迅的人生也许就得改写。无论在行政隶属关係上，还是在人情世故上，后学鲁迅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蔡元培所託效力。
蔡元培托鲁迅设计校徽，是对其美术功底与美学主张的信任与首肯。鲁迅一生虽然没有专事美术，但自幼喜爱美术，有着很好的美术训练，比如用“明公纸”描摹绣像小说等。鲁迅是现代美术的旗手，他领导的左翼木刻运动即使放到同期西方大景观中也毫不落伍，很多精神和品质在今天都不过时。鲁迅非常重视美术教育，1913年，他在任职教育部佥事期间，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显示出了对美学源流的深入了解，主张将美术“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鲁迅的这些主张与蔡元培的主张不期而遇，与蔡氏可谓心有戚戚焉。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曾在筹办北京夏期讲演会时，指派鲁迅讲授《美术略论》,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蔡元培被迫辞职后，新任总长竟把“美育”删除，代之以道德教育，鲁迅对此感到极为愤恨：“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黄裳先生认为鲁迅在美术园地的辛勤耕耘与他在《自由谈》上所写的战斗杂文，“几乎是双峰并峙的同样的战斗工作”，此言极确。正是由于鲁迅不俗的美术功底以及蔡元培与鲁迅在美育方面的心思相通，使蔡氏毫不犹豫地把设计校徽的重任託付给了鲁迅。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正是“五四”前夜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对人的价值、尊严、个性与创造精神进行肯定与张扬的表现。这一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思想潮流体现在鲁迅的平面设计上，便以大气、简洁的形式诠释着北大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成就了现代标识史上的经典作品。“北大者，为囊括大典，包罗万众之最高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蔡元培）其时还处于蛰伏期的鲁迅是抱着对北大的期望，抱着对改造旧社会的热切期望设计北京大学校徽的，并以此反映了五四前夜的时代风潮。
1925年，北大建校27年的时候，鲁迅写了一篇短文《我观北大》，发在1925年12月的《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上，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北大的态度：“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并且坚信“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鲁迅关于北大的这段文字，几乎可以看到是对北大校徽的文字注解。
历史评价
北大校徽被认为是第一枚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校徽，篆体“北大”两个字第一次把中国书法用于校徽，此后书法成为校徽设计的一个重要元素，而这枚校徽的设计者正是鲁迅。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被认为是现代标识史上的经典作品，它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正是“五四”前夕知识分子对人的价值、尊严、个性与创造精神的肯定。他是抱着对改造旧社会的热切期望设计北京大学校徽的，今天我们仍可以从这枚校徽中窥见“五四”前夜的时代风潮，它成为大时代的一个小注脚。（北京晚报）
校名题写
1950年3月17日，毛泽东为北大校徽的题字送到北大。这一天，中共中央秘书室将毛主席为北大校徽的题字放在一封信内送给北大，信的内容为“北大校长办公室并转全体师生员工同志们，寄上毛主席为北大校徽题字，敬请查收。”
毛泽东题写的校名
毛泽东题写的校名1949年12月，北京大学正準备举行第51周年校庆(1949年以前北大把12月17日定为校庆日，1949年后改为5月4日），校务委员会秘书汪子嵩请示时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的着名哲学家汤用彤先生和秘书长、着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同意，决定用北大全体师生的名义，给毛泽东写封信，请他回来参加校庆，并请他给北大校徽题字。这封信说：“十二月十七日是北京大学第五十一周年校庆纪念日，为了庆祝这解放后的第一次校庆，我们準备在十七日上午举行简单的庆祝仪式，……我们热烈地盼望您能在这一天回到学校里来，给我们一点指示。要是您有空，无论如何希望给我们写几句话，给一点指示！还有一件事要麻烦您的，最近我们要制新的校徽，想请您给写‘北京大学’四个字，希望您能答应我们。”信尾署名“北京大学全体师生”。这封信请文书刘椿年楷书誊写，信中附寄了一张纸，纸上有刘椿年画的一个长11厘米、宽3.1厘米的长方形框，框下标注“北京大学”四个字，供毛主席写校名时作尺寸参考。
12月12日发出，寄往中南海，但过去了整整一个冬天，却渺如黄鹤，没有回音。后来了解到，原来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代表团离京，前往莫斯科，同史达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去了，直到3月4日才回到北京。毛泽东外访近三个月，回国后有大量积压的重大问题需要处理，其劳累与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但他对北大题写校徽的要求并没有忘怀，仅在12天之后，3月17日，毛泽东就经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把亲笔书写的四个遒劲有力的校徽题字“北京大学”函发到了北大校长办公室。办公厅秘书室还致交一信，内称：“寄上毛主席为北大校徽题字，敬请查收。”北大校务委员会当即决定在全校师生中广泛徵求校徽图案，随后即製成长4厘米、宽1.5厘米，印有红底白字和白底红字两种长方形横牌校徽，前一种教职员工佩戴，后一种学生佩戴。从50年代初起，一直使用至今。
